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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滴酒未沾竟被查出酒驾,只因得了种罕见怪病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2770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每一次被查到酒驾,他都坚持认为自己滴酒未沾,没有人相信他。他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肠道里的细菌竟然可以自己酿酒。这一病例最终被医生写成案例发表在最近的《不列颠医学杂志》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吕洛衿 责任编辑 | 朱力远 2014年3月的一天,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公路上,一辆开得歪歪斜斜的车被警察拦下。驾车的是一位49岁的男子,身高体壮,看起来醉醺醺的。警察要给他测试呼吸酒精度,被他拒绝了。于是警察逮捕了他,强行送到医院检查。一查之下,他的血液中酒精浓度远超酒驾标准,达到了0.2(0.08以上为酒驾)。显然是饮酒驾驶。但他竭力否认,坚持说自己真的滴酒未沾。警察和医护人员没有人相信他。“这不过是个酒鬼的狡辩罢了”。 然而只有他本人知道,他的确没有撒谎。 他真的没有喝酒。那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那么高,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的怪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怪事发生 2011年,因为一次大拇指的严重感染,医生给他开了持续服用三周的头孢氨苄(抗菌素的一种)。三周后停止了用药。然而,从停药后一周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先是他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有明显的下降,事情变得常常模糊,心情开始变得抑郁,偶尔会突然地暴躁,变得有进攻性。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这样持续了4年。漫长的4年间,他看过很多次家庭医生。医生没有重视,觉得不过是偶尔的心情 低落而已。但4年,实在有点太长。用心情低落是没法自圆其说的。于是他的家庭医生把他介绍给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了之后,认为是抑郁症,给他开了抑郁症常用的治疗焦虑的药物。 服药一段时候后,他的焦虑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然时有发作,而暴躁、记忆力衰退、偶尔醉醺醺的样子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于是就有了这次被警察拦下逮捕的遭遇。 这次“酒驾”之后,他的姑姑给他买了自己测呼吸酒精度数的仪器,每天早晚都测一次,并且让他记录下来。于是他们观察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情。明明他没有喝一滴酒,却常常测到呼吸中的酒精浓度超标。 没有喝酒,却表现出醉酒的症状。难道是传说中的无酒自醉吗? 他的姑姑带着这个谜团,到处查阅文献。2015年的一天,他姑姑读到了一个医学文献,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医生描述了一个与他非常接近的病例。这个人也是无酒自醉。医学上称为“自酿酒综合征”,又叫“肠道发酵综合征”。 于是他带着这个文献,去了俄亥俄州求医。医生们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发现,他非常健康,几乎所有的检查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大便检查也正常。唯有大便内检查到异常高的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而这种酵母通常是用来酿酒用的。 怎么他的肠道中会出现大量的酿酒酵母呢? 为了证实推测,医生让他吃下实验用的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8小时后,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了57mg/dL(80mg/dL为酒驾标准)。医生怀疑他患上了自酿酒综合征。 2 真菌酿酒 什么是自酿酒综合征呢? 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生长着大量的细菌,从出生后几小时开始,细菌就在我们的肠道大量地繁殖。不过别担心,这些细菌都是“好”的细菌,帮助我们消化吸收营养,维持体内的酸碱电解质平衡,甚至参与内分泌活动。但这个细菌群落的平衡非常重要,类似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如果某一种细菌因为某个原因而过度生长,导致这个平衡破坏,就可能导致疾病。比如长期服用抗菌素后导致菌群失调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在某些很罕见的情况下,因为人为的因素导致肠道内有强力发酵能力的真菌过度繁殖,将进入肠道的食物进行强力发酵,而产生多量的酒精。酒精再进入血液循环,就出现了类似于醉酒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自酿酒综合症。 自酿酒综合征最早是日本的医生于1970年代在学术杂志报道,一次性报道了大约五十多例。之后美国的医生们在1982年第一次报道了美国的相似病例。总体来说,该病非常罕见,有文献可查的大约不到100例。而绝大多数病例报道都是因为其他的器质性的疾病引起的。比如HIV病毒感染导致免疫机能丧失,或者因为Crohn’s病这样的肠道疾病导致的菌群失调。因为抗菌素导致的自酿酒综合征此前从未有过报道。 而此文的主人翁就很可能是因为此前服用的三周的抗菌素,杀死了致病菌,但是也同时破坏了肠道菌群的平衡,使得发酵的真菌大量繁殖。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很快被发酵而产生酒精。无酒自醉的酒驾还真是冤枉了他。 3 四处求医 既然有了可能的诊断,医生们开始给他口服杀真菌的药物。服药10天后,症状没有什么改变,于是又添加了另一种杀真菌的药物。这样治疗了20天后,他自觉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出院后,医生叮嘱必须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量,否则很可能再犯。 但好事不长,出院后不久他又开始犯病,又常常有醉酒的表现。 于是又四处求医,看了很多的医生,有内科医生、心理医生、精神病医生、胃肠道专科医生等等。他希望能一次性解决这个严重影响生活的怪病,可惜都不能如愿。 2017年的一天,他居然因醉酒而摔倒,摔至颅内出血。去医院急救时,测到他的血液酒精度高达400mg/dl。当地医院的医生拒绝相信他没有喝酒的辩解。虽然这次幸运捡回了一条命,但这样的重伤迫使他向更远的地方求医。 最终通过网络的介绍和咨询,他飞到了位于纽约的里士满大学医学中心求医。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从外表上,以及普通的血液检查都显示这是一个健康的中年男人。平时也不喝酒。做胃镜和肠镜发现,小肠的上端和结肠的下端都检测到大量的酵母型白色念珠菌和假丝酵母菌。而这两种真菌都有强发酵的能力。尤其是小肠的上端,出现真菌极端少见。 4 终于解脱 里士满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给他换了药,这一次使用的是另一种抗真菌的口服药。可是服药10天后仍然没有改善。于是医生给他药量加倍。加倍服用一段时间后,这些困扰数年的症状慢慢消失了。可是一旦放松警惕,厄运很快来临。他本人觉得自己好了不少,口馋想吃披萨饼,还喝了一大罐可乐。结果可想而知,他的醉酒症状再次发作,而且是严重醉酒。医生们此后强制他严格控制饮食,尽量避免碳水化合物,另外注射抗真菌药物。 注射治疗了6周后再次复查胃肠镜。这次没有找到之前发现的大量真菌。同时一天测量两次呼气酒精浓度,也没有发现再发。接下来又专门给他吃益生菌来重建肠道菌群。这样一边治疗,一边慢慢开始吃一些碳水化合物。6周后,益生菌换成了一般普通的益生菌补充剂。 持续治疗了1年半后,他终于回到了发病前的状态,不再无缘无故地醉酒,也可以吃正常的食谱了。 这一罕见的病例被里士满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们写成了病案报道发表在2019年8月的《不列颠医学杂志》(BMJ)上。文章的作者Ma-lik博士在文中说,各位医学同行遇到醉酒的病人,不要轻易下结论,也不要先入为主的不相信病人的没有喝酒的说法。如果遇到这样反复醉酒却否认喝过酒的人,也许真就是自酿酒综合征,建议进行详细的调查,仔细问诊和实验室测试。如果确认,及早干预,免得病情加重不说,病人还可能会因为被冤枉而莫口难辨,加重精神负担。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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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质量问题频现,这事值得深究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1607字,阅读大约需要4分钟 作为房地产建设最重要的原材料,水泥和砂石的价格近两年来出现了大幅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也受到挤压,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力提高利润率,采购低价混凝土就成为开发商的选择。而低价,必然隐藏着低质的风险。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辛省志 责任编辑 |陈恺辰 近日,湖南长沙有在建楼房因为使用了不合格的混凝土被要求拆除重建。而使用了同一厂家供应的混凝土的房地产项目多达59个,在准业主和房地产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根据长沙市住建局2019年11月9日发布的通报,事件起因于一家商业混凝土公司湖南拓宇混凝土公司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经过检测,已经确定2个房地产项目各有一栋楼混凝土构件强度不达标,其中一栋已经被要求对12层以上部分拆除重建,另一栋正在组织论证处置措施。而使用了涉事混凝土公司产品的房地产项目多达59个。长沙市住建局的通报称,除确认2个项目有问题外,另20个项目经检测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还有37个项目则仍在检测中。 理论上,一栋楼房建设中使用的混凝土,至少需要通过商业混凝土公司、房地产施工方、监理单位,以及官方建筑质量监管部门的检测。而在这次质量事故中,前面各个环节都失守,是望城区住建局在检测中发现了问题。出现如此重大的质量问题,除了不合格混凝土生产企业要受到处罚,各个监管环节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让人庆幸的是,这些质量问题在楼房建成之前被发现了,虽然拆除重建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总好过没有被发现。如果存在质量隐患的楼房最终建成入住,可能造成更加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房子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最重大的投资。这次长沙如此大面积的房地产项目可能受到影响,业主利益的保护应该放在第一位。到底哪些楼房使用了可能有问题的混凝土?拆除部分楼层重建的补救措施,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未拆除楼层是否会受到影响,能否确保安全?因为拆除重建带来的延期收房、房屋价值受损等问题,如何补偿?对于这些问题,购买了这些项目房子的业主需要明确的答案。 因为混凝土不合格而导致严重的楼房质量问题,不得不拆除重建的,也不是没有先例。早在2010年,北京大兴旧宫一个保障房项目就因为混凝土质量不达标,导致楼房结构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有6栋楼的地上部分拆除重建。2014年,大兴又有一个自住房项目因为同样的问题,有3栋楼已建部分被拆除重建。2018年,又有天津、济南等地房地产项目住宅楼因为混凝土构件强度不达标而拆除重建。 开发商使用不达标的混凝土,一般是出于成本控制的原因,因为质量差的混凝土一般价格更低。北京的2个项目,属于保障性住房。这些项目的售价一般由政府进行限制,远低于商品房,开发商的利润率较低。因此在这些项目中,开发商有动力尽力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利润率,因此有可能选择了低价的不合格混凝土。而近年来出现问题的天津、济南以及这次的长沙项目,则都是商品房项目,似乎理论上不应该出问题,但还是出了问题,原因何在? 要注意到一个大背景。近年来,为了遏制房产价格过快上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了房地产调控,除了限购限贷等,也有不少城市推出了“两限房”,在土地拍卖时就限定了建成后的商品房的最高价格,也有一些城市对房产预售备案价格进行限制,如果备案价格过高,则可能拿不到预售许可,无法销售。雪上加霜的是,作为房地产建设最重要的原材料,水泥和砂石的价格近两年来出现了大幅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也受到挤压,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力提高利润率,采购低价混凝土就成为开发商的选择。而低价,必然隐藏着低质的风险。 中国房地产建设的质量问题一直受到关切。甚至有业内人士也开玩笑说,要造出一栋不漏雨的房子,太难了。近几年来建设的房子,被认为质量风险尤其高。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些购房者宁可买前些年建成的二手房,也不买最近建成的新房。为什么近几年房产质量问题多发,值得深究,值得检讨,必要的排查也应提上日程。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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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机或将埋葬比特币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2036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量子计算对现有加密技术的碾压,会把支撑比特币的信心击得粉碎。若是比特币所代表的技术被市场认为是完全过时的,其货币信用也将大打折扣。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江东瑜 责任编辑 | 陈斌 近日谷歌高调宣布了成功演示“量子霸权”,一个包含53个有效量子比特的处理器“西克莫”,用200秒完成传统超级计算机Summit需1万年解决的问题,着实让人惊叹。可是,“量子霸权”还没有捂热,竞争对手IBM就出来“打假”,IBM宣称自家研制的一种超级计算机在两天半内就能完成谷歌所展示的运算量。用自家的两天半打人家的200秒,有点类似于隔壁邻居搞了个吸尘器,你冲出去挥舞鸡毛掸子说“我家这个也能用”,这个“假”打得有点尬。 “西克莫”的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权威刊物《自然》杂志上,假是不大可能的。超算领域的神仙打架,币圈成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大型事故现场。加密货币的带头大哥比特币一夜之间跌去1000多美元。 其实,圈内人很清楚,量子计算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早就悬在比特币们的头上。以密码学为框架、以算法为基础的加密货币,面对计算能力指数级增长的量子计算,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以比特币为例,其本质是一堆复杂算法所生成的特解——方程组所能得到有限个解中的一组。计算特解的过程类似于挖掘金矿,这就是比特币生产被称为“挖矿”的原因。比特币所有的优点都和这个“挖矿”机制有关。 黄金是天然生成的,没有任何发行机构。比特币也一样,方程式组相当于虚拟的金矿,而且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参与计算,算出一个结果就“挖”出了一单位的比特币,比特币的方程式组有2100万个特解,这就是比特币的上限。 金矿的产出与投入劳动量成正比,比特币的“挖矿”机制也类似,只是劳动量换成了计算量。由于参与“挖矿”的计算能力已经达到了天量,因此比特币的“生产进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当前周期每10分钟可获得12.5个比特币,2020年将减半(理论上,每一个4年周期后,比特币的产量将减半),2140年,所有的比特币都将被“挖”出来。 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平,即使在整个比特币的网络中,某个节点出现异常的计算能力——比如有人要拿超级计算机去挖矿,也无碍于大局。因为,和整个庞大的比特币网络相比,超算提供的局部优势计算量是很有限的,一头大象也无法和数以千万计的蚂蚁对抗。可是,“量子霸权”不是大象,而是“三体人”。如果它参与了挖矿游戏,那就是对全球“矿工”的“降维打击”,结果将是致命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突然有一种黑科技,可以瞬间把全世界金矿的剩余储备量全部开采出来,对黄金市场将是何种毁天灭地的冲击力? 或许有人要说,比特币已经开发出超过85%,就算“量子霸权”一次取走剩下的所有比特币,对未来市场的影响也不会很大。这显然过于乐观了。比特币没有发行机构的去中心化,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发行机构,确实保证了没有人可以滥发货币引发通胀,但是也导致了比特币的信用完全建立在使用者的信用基础上。这种信用的构成很复杂,既有对比特币不可追踪、匿名、免税、免监管等使用特性的青睐,也有对其科技含量、对加密货币整体前景的信心。量子计算对现有加密技术的碾压,会把支撑比特币的信心击得粉碎。若是比特币所代表的技术被市场认为是完全过时的,其货币信用也将大打折扣。毕竟比特币只是虚拟黄金,而不是真正的黄金,没有天然的信用保障。 这还只是加密货币的算法部分受到的冲击,远比算法脆弱的交易体系、交互平台又能在量子计算面前挺多久?对量子计算而言,加密货币无非是反馈期的试验对象,将在其废墟之上实现技术迭代。量子计算的技术一旦成熟,不是某种加密货币的终焉,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让人想起古老的军事装备技术进化历史。从青铜时代开始,防具与武具之间就展开了矛与盾的竞争。中世纪欧洲的重装骑士是这场竞争的最终产物,人们看着这群“人肉罐头”挥舞着造型夸张、重量惊人的长矛时,以为这场竞争到达了终点。然而,火器的崛起终结了曾经熟悉的一切,板甲、链甲、骑士长矛统统被淘汰。 技术升级的威力就是如此出人意料,我们当下热衷的技术、概念很可能在下一个时代面前就是个笑料——更关键的是,今天技术升级的速度已经超乎想象,1990年代人机大战还在国际象棋领域酣战,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阿尔法狗已经可以轻松战胜围棋大师?在赞叹科技飞速进步之余,我们也要时时警醒:在这个时代,点错“科技树分支”的结果是何其可怕?全球虚拟货币已经是万亿美元的庞大财富,却在量子计算的初啼面前风雨飘摇,而且噩梦才刚刚开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虚拟货币会随着量子计算的出现而消失。需求是古老的,技术是常新的。或许,当新一代虚拟货币翻云覆雨时,比特币们就会成为一段历史记载、作为科技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被郑重地放入博物馆供人欣赏和凭吊。 (作者系历史、经济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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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毕业生,到深圳当中小学老师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2019年深圳中学在清华大学的校招宣讲会现场。(采访对象供图/图) 全文共5780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这份工作提供28 万元年薪、一年约160 天带薪休假、免费公寓,以及未来自己的小孩可以入读该校等待遇。 邓少勇引用了一项数据称,2005 年到2016 年11 年间,深圳教师工资只增长了1.26 倍,房价却增长了6.19 倍。 王妍觉得自己还是沾了名校的光,“和我一起面试的师范生表现比我好,但她被淘汰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一通电话过后,方晨感到一阵轻松,她觉得自己的求职可以早早划上句号了。2019年10月26日,清华大学应届硕士生方晨接到了深圳中学的录取通知,岗位是高中老师。 这份工作提供28 万元年薪、一年约160 天带薪休假、免费公寓,以及未来自己的小孩可以入读该校等待遇。 方晨没有一丝犹豫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相比她拿到的其他几份录取通知,这份工作的待遇几乎是最好的。其他工作薪水可能差不太多,但“不是无聊,就是太累”。她也乐意到一线城市当中学老师,尤其是名校。 在2019 年秋天的校园招聘季,深圳中小学教师招聘吸引了极大的社会关注。部分已对外公布的招聘名单中,和方晨一起被录取的,几乎清一色名校毕业生,有的学校招聘对象甚至几乎全部是来自清华、北大的应届硕士、博士。 为了“补齐教育短板”,深圳拿出了揽才的“诚意”。优厚的待遇搅动了求职市场,质疑声也随之而来——让他们到中小学任教是否“大材小用”?招聘单位又是否唯名校论,攀比清北生人数? 1 报录比超国考 2019年9月,龙华区教育局在深圳全市率先启动了2020 届校园招聘。在该局发布的宣传文案里,直接写到“待遇领跑全国”,本科生年薪26万,研究生28万,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优秀毕业生奖励3 万-8 万,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此外,全年带薪休假超过165 天,“有点钱、有点闲、有尊严不再是梦”。 龙华是介于深圳原关内和关外的新区,过去缺少传统名校,同时聚集了大量中产家庭。 非师范专业、无教师资格证也可以报考,没有笔试,只需面试。招聘宣传中展示了一张龙华区教育局局长王玉玺张开怀抱的照片,配的文字是“龙华教育等你”。 随后,龙华区教育局到11 座城市的21 所高校进行招聘宣讲,491个岗位共吸引了3.5 万名应届生报考,报录比约71:1,高于201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10 月下旬,龙华区公布了“成绩单”。入围体检的491 名毕业生中,来自A 类双一流院校的有314 人、部属师范62 人、世界排名前100 高校61 人。其中博士23 人,来自北大、清华的共有11 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共有423 人,占比86.2%。本硕均就读于A 类双一流院校的毕业生达219 人,占比近45%。 491 人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有54 人、北京大学48 人、清华大学28 人、东北师范大学27 人、华中师范大学24 人、武汉大学22 人。 以上数据,龙华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工作人员叶滔滔对着南方周末记者几乎全背了出来。他颇为激动,介绍说,龙华区近三年招聘的清北生有约140 人。 叶滔滔称,3年前,龙华区的中小学教职工毕业院校还以广东省内的湛江师范学院、韩山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为主,“有个别华南师范大学的,已经是学历很高的了”。 叶滔滔认为,这和招聘态度转变有关。他记得,龙华区教育局在2016年的校园招聘时,还是“姜太公钓鱼,抱着你爱来不来的心理,结果效果非常一般”,有些岗位甚至没人报名。 后来,他们“主动出击”,学习民企的招聘模式,面试期间向考生提供茶水、餐饮,还专门开发了一个面试排队手机叫号程序。招聘的主要对象也从师范类大学转向综合性院校。他们和区委组织部协商后,放开了对教师资格证的要求,改为只须在入职前考到教师资格证就行。 2017 年,龙华区招到了第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应届生。 3 年前,这样的情况不仅只在龙华区,就算是“深圳最好的高中”深圳中学,该校校长朱华伟眼中,师资也是最大的短板。 2017年初,有着博导头衔的朱华伟就任深圳中学校长,成为该校教师中的第四个博士。“这么大一所学校只有四名博士,实在太少了,去年5月,北京十一学校的博士教师就有60人。” 在朱华伟看来,当时的师资情况“不能满足深圳中学高水平发展的需求”。他发现,“深中人才引进力度有所减弱,是由于深圳房价上涨快,教师工资待遇相比内地已无优势,吸引优秀人才的难度增大。” 任职深圳中学校长后,朱华伟在公开场合多次呼吁提高中小学教职工待遇,“深圳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人才引进和激励力度等环节相对薄弱,仍有提升和优化的空间,希望政府今后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 关注中小学教师待遇的还有深圳罗湖区淘金山小学校长邓少勇。2017年深圳市两会上,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邓少勇在分组讨论中提出,因深圳的教师待遇偏低、房价过高,各区教育局和学校到各省市高校招聘教师时,竟遇到无人问津的尴尬处境。 邓少勇当时引用了一项数据称,2005 年到2016 年11 年间,深圳教师工资只增长了1.26 倍,房价却增长了6.19 倍。 深圳中学办公室主任娄俊颖回忆,3 年前,该校老师的年薪仅为10万元左右。这3 年间,深圳市在落实“两相当”上花了一些功夫,“两相当”是2008 年广东省针对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出台的一项方案,要求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大体相当,农村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大体相当。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教师的薪酬待遇已经跟上公务员的待遇,而该市公务员待遇近几年也有较大的提高。娄俊颖称,深圳并未针对基础教育老师待遇单独出台政策,仅有的调整是在近期提高了班主任的待遇,将班主任津贴由原来的每月500 元提高到了1500 元。 2 “提钱太俗” 2019 年9 月,深圳教育局在官网上主动回应了教育人才引进话题:从学历结构看,目前深圳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82%,高中教师研究生以上比例29% ,均为全省最高。从高层次人才数量看,全市有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近100 名,特级教师约300 名,也都位居全省第一。 从深圳各区教育局2020 届应届生招聘已公布的数据上看,仅这一届内由各区教育系统组织的中小学老师招聘人数已近三千人。叶滔滔称,该区近三年内招聘了1600 多名教师,占全区教职工总数的1/3。 大量招人针对的是深圳基础教育缺口。根据该市发布的方案,预计到2022 年,要新改扩建146 所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增加学位21 万个;新改扩建30 所公办普通高中,新增学位6 万个。师生比决定了教师编制,因此未来几年,深圳还将保持大规模的中小学教师招聘。 和普通中小学相比,名校的招聘成绩单一次次刷新认知。 2019 年10 月底,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高级中学公布了2020 届毕业生拟聘名单,20 个录取者中,有19 人毕业自清华、北大,另1 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参与过高中地理教材编纂),20 人均为研究生学历。 更早前的2019 年5 月,深圳中学发布了2019 年拟聘教师名单,名单上的35 人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20 人毕业于清华、北大,1 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名单中有27 个硕士生、8 个博士生。当时,这份招聘名单就已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如今,深圳中学刚完成2020 届应届生秋招,朱华伟打算到春季再招一次,等到时再一起公布名单。“今年的招聘成果会比去年更震撼。” 待遇足够诱人,但深圳的中学和教育局对待遇问题又格外低调。 “提钱太俗。”朱华伟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有市领导问他深圳中学吸引这么多高水平人才的原因。他回答称靠情怀、平台和关怀。 2019 年10 月,一名为“水产大V”的微博用户在未作核实的情况下发布微博,夸大了深圳中学的待遇情况。校方注意到后,向其发了律师函,要求删除不实内容。 娄俊颖认为,待遇只是吸引毕业生的基础,“让他们知道解决温饱是没问题的”。宣讲会上如果有毕业生问起待遇,他们会回答“全市一样”。 就算是最初主动公布薪酬待遇的龙华区教育局,在日后的宣讲中也刻意回避再提那些数字。叶滔滔称,当时是为了扩大宣传、吸引报名,但到了面试环节时,他们希望报考的学生“不要过于在乎待遇问题,要真心喜欢这份工作”。 不过,深圳中小学老师的待遇在正求职的名校生中已广为人知。参加了深圳中学宣讲会的方晨说,宣讲中没有介绍工资待遇,但由于龙华区此前公布的待遇已在网上引起轰动,“大家都知道”。 3 名校生的就业压力 深圳中学在清华大学的宣讲会是在10 月22 日举办的,260 平方米的报告厅坐满了人。当天下午就组织了笔试,让考生写一张高中试卷。之后两天进行了两轮面试,第一轮是试讲一道学科题目,第二轮为面试官提问。26日,便通知了录取结果。 拿到深圳中学的录取通知前,方晨“一直很焦虑”,因为今年“真的不容易找工作”。 她投报的一些岗位面试到最末轮,身边几乎只剩下清北生或海外名校生。方晨和她的同学还给一些大国企投了简历,连简历关都没过。她还观察到,身边选择攻读博士的同学比往年要多。 和网上一些争议声不同,方晨的父母很支持她到深圳当老师,觉得这份工作“钱多又稳定”。 北京大学应届硕士生王妍也收到了深圳中学的录取通知。除了深圳中学,她还投报了多个深圳市中小学教师岗位,她的感受是,这些岗位要比其他单位的考核简单不少。 求职期间,王妍常常刷北大校内论坛“未名BBS”的“找工作”版面,“到深圳当老师”成了论坛近日的热门话题。“很多同学鼓吹报考深圳老师,也有观点说清华、北大的去做高中老师‘丢人’,也有其他同学去辩论。” 事实上,王妍的师兄师姐几乎每年都有人到北京的高中求职,但此前几乎没有到深圳的,直到这两年。 龙华区教育局在三个城市设置了考点,考生如果在其中一个考点未被录取,可以到另一城市重考。叶滔滔称,今年的招聘中共有176 名学生在三个城市考了多次,其中有数名北大、清华的硕士生。这些重复考试的学生中,有12人最终被录取。 那么,被录取的清北生最后是否都会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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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最后时刻 : “交了上万亿学费,不留下点什么吗?”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5575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行业转折点早已发生,但却被许多从业者误以为是监管的认可,投资人也没有及时从高息以及刚兑的美梦中苏醒。 P2P通过互联网,把民间金融的好和坏全都翻到了台面上,“等于把淤泥底下的东西都铲了上来,里面能挖着莲藕,也有臭鱼烂虾”。 “1%甚至1‰的人把所有人的船给掀翻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晓茜 责任编辑 | 冯叶 P2P进入清场时刻。这是中国P2P行业诞生的第12个年头。 2019年10月中旬,湖南和山东省金融局分别发布公告,称该省网贷机构的P2P业务未有一家通过验收,将全部予以取缔。 紧接着,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在10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目前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462家,其中正常运营的有262家。 巅峰时期有网贷平台逾6000家,也就是说,现在留下的仅剩7%。 “现在还留下的,无非两种情况,一种还抱有希望,另一种是走不了的。”P2P从业超过5年的秦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走不了的那种,撑着还能将就,一说退场可能就“雷了”。 今年三十多岁的秦迪曾在多家P2P公司工作过。南方周末记者初次见到他,是在2014年夏天。那是P2P最滚烫的时候,在北京的火锅店里,服务员都会拿着宣传单问食客要投哪款P2P。 秦迪回忆,当时10万块就能买一个网贷网站,还教你怎么投标、怎么做活动,甚至还包括初级员工第一个月的工资。年化收益率30%以上的平台很普遍。现在,他的前同事们有的去东南亚创业了,有的在等待,也有不少被抓了。 那时南方周末记者还参加过一家头部平台的午餐会,创始人和十几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加盟商坐在一起,业务量大的被表扬、业务量小的被点名提醒。餐后,一位加盟商在朋友圈里写道:“会不会做先放到一边,关键是:敢不敢做!” 回顾P2P行业的起落,资深网贷投资人羿飞慨叹:“就是一场梦。” 1 “以备促退” 2018年底,《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175号文)出台,基本确定了2019年网贷整治工作以“退出”为主的总基调。继山东、湖南之后,其他地区都会陆续公布整改结果。 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从2018年9月开始,根据《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网贷108条”),北京目前已经完成了“三查”,假如未来有网贷平台进入监管试点,准入条件也会较高,并且具体落地会比较久。 “网贷之家”研究院院长张叶霞亦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未来只有极少数平台会进入监管试点,绝大多数要以清盘、停业或转型的方式离开。对于转型平台来说,为银行“助贷”和“小贷公司”也许是主流方向。 许多P2P公司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退出市场,2016年11月网贷“备案制度”宣布实施时,它们一度寄希望于成功备案,成为民间金融的正规军。 但直到2018年4月,行业等来的是“备案延期”,至今没有下文。这段时间,不少公司递交了种种文件、进行自我规范。有从业人员说“这大概是‘以备促退’”。 在备案这根“胡萝卜”迟迟未落定的时间里,几轮“大棒”渐次落下。包括禁止暴力催收、网贷机构“三降”和刚刚下发的“高利贷入刑”文件。 首先是在2017年6月,央行等部门发文,要求网贷进入整改期,提出“双降”要求,2018年底,升级为“三降”,即降余额、降人数、降店面。对于一家P2P而言,这会形成连锁反应——投资人减少,流入的钱减少,投资项目面临无法续贷。 到了2017年12月,《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出台,规定各类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均不得通过暴力、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等方式催收贷款。不少依靠催收获取高息的平台,被掐住了“命门”。 51信用卡(02051.HK)近期就因暴力催收问题遭到杭州警方调查,股价坠入历史低点。这样一家头部平台出事无疑对行业起到了震慑作用。一位业内人士说,现在是“佛系催收”,打通了电话只能说“还款是您的福报”。 秦迪则透露,他遇到过整个村不还钱的情况,“上门催收有时不是你暴力人家,是人家会不会暴力你的问题”。被清场的山东和湖南,就是原来“逃废债(指有还款能力而不还款)”集中的地方。 最新一份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19年10月2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将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非法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纳入刑法。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律师肖飒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此前P2P资金端有“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风险,有了上述意见后,资产端也有了刑事法律风险。 “最近我的前同事都有点紧张这件事。”刘晓飞说。他话不多,三十岁左右,目前已经辞职,辞职前所在的公司是行业头部企业,创始人都是名校毕业生,他曾被团队“一辈子只专注做好一件小事”的初心感召。 但随着备案延期和种种坏消息蔓延,公司开始裁员,“好像从前希望的亮光在不断缩小”。他犹豫了几个月离开了。离开时公司的业务量还在激增,因为从已退出平台挤出来的投资人都涌入了剩下的几家大公司。 2 转折点 网贷行业命运的大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刘晓飞2012年刚入行时就做风控,行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对于想要借钱的人,他每天只能审核四五个,一个人就要打一小时的电话判断资质。借款人甚至需要去所在地的央行分支机构拿出很厚的征信报告。 两三年后,行业火起来了,刘晓飞打电话给别的公司,接电话的不少是前同事,“甚至在我们公司只做了一年普通岗位的人,也能被别的平台挖去做总监”。 2015年以前,网贷处于监管真空。戴着“金融创新”的帽子,大小公司、国企民企,都往上贴,行业最高峰时运营中的网贷公司超过6000家。2015年5月,上市公司“多伦股份”还改名为“匹凸匹”蹭热度。 但就在半年后,“P2P”又变成了让从业者避之不及的词。P2P公司都说自己是“互联网金融企业”,还发明了“P2B”“B2B”“X2P”“P2G”“A2P”等诸多词汇来避开名声坏掉的“P2P”。 转折点在于2015年12月的“e租宝”事件,非法集资五百多亿。在其北京办公室被警方调查次日,南方周末记者还曾去到e租宝位于上海核心地段的办公楼,灯火通明,大屏幕上闪动的资金地图显示当天已进账4.1亿,平均每秒钟进6000元。五天以后,这里已经一夜搬空,好像从来没存在过。 同月,银监会下发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监管的进入。此后监管又陆续做出了一系列规范,包括明确信息中介的定位、银行存管、禁止资金池、禁止“大额标的”等。 长期跟踪P2P的多位学者均认为,监管的思路从那时起就是一以贯之的,主要在于规范。 但吊诡的是,行业里不少人把它视为监管的认可,羿飞说,自此PE、VC等各种风险投资进入行业,投了至少上千亿。 行业继续做大,“网贷之家”提供的数据显示,P2P贷款规模的最高点是2018年6月,行业贷款余额1.3万亿,相当于当年“余额宝”的规模。行业累计成交量达到7.3万亿。 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出现,2018年7月,“网贷之家”旗下平台“投之家”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立案侦查。 “这是行业一线IP,结果居然是纯诈骗,全是假标,把我们的信仰都摧毁了。”羿飞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段终身难忘的时刻,“7月初,行业还风平浪静,到了月底就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相信了。” “投之家”击倒了P2P行业的多米诺骨牌。3个月内,又出现了454家问题平台,272家停业。此后,行业不再有新增平台。 3 刚兑梦碎 行业转折点早已发生,但却被许多从业者误以为是监管的认可,投资人也没有及时从高息以及刚性兑换(简称刚兑)的美梦中苏醒。 作为行业研究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认为,P2P的商业模式很难在国内走通。在征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P2P只做信息中介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必须承担信用功能,满足投资人“刚性兑付”的需求。 P2P的原意只是个体对个体,即在互联网时代,以网络为媒介实现了个体对个体的贷款。打个比方,信息中介类似于介绍相亲的媒人,如果要求它“刚性兑付”,就像婚后一方如果认为婚姻不幸,要媒人承担所有责任。 羿飞出去讲课和参加活动时,总会遇到向他提问的投资人,“90%以上会把‘P2(To)P’叫成‘P贰P’”。这意味着,大多数投资人根本不在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觉得注册P2P账号以后,把钱打进去,到期以后就必须连本带息还回来。 也有投资者混淆了“真标”和“自融”。真标,是指平台真的是信息平台,借款人和项目确实存在;自融,是指平台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大多被挥霍一空,涉嫌集资诈骗。 吊诡的是,有投资人宁可平台自融。 肖飒记得有一年某垂直网贷的媒体做了一场投资人的面对面交流会,选出最赚钱的投资人讲投资策略,这里面有记者、有公务员、有护士,也有股民。其中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策略就是专门投自融的平台,因为资金在平台创始人手里,反而更好控制。在场的从业者面面相觑。 羿飞说,现在清退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做真实业务的平台,因为钱被锁定在了投资项目里,没法还给投资人而“爆雷”;而自融的平台因为钱在自己手上,反而还能拿出点儿来还了。比如一个平台自融了1亿,跟投资人商量一下,还7000万,自己还能留下3000万。 就在投之家爆雷前不久,首任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讲出了一段传播甚广的发言——在打击非法集资过程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4 只求平安“下车” 清退期,人间百态令人感慨。 行业早期,平台为了拉客,会发红包,专门为了抢红包而注册的人,被称作“羊毛党”。如今行业凋零,则涌现出了新型的“薅羊毛”——想方设法欠债不还。 最便利的途径就是把平台的实际控制人“关进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共存款30人以上;单位非法或变相吸收公共存款150人以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如今在平台出现资金风险时,许多借款人会混入投资人群里,怂恿投资人去报案,一旦P2P的实际控制人被带走,这个平台基本上很难正常运转,也就无法追索欠债。 肖飒说,有的企业为了不还钱,找来30个临时演员,装作借款人,给警方施以抓人的压力。 这种现象存在的条件是,立案的门槛很低,对于投资人动辄数十万的P2P平台来说,员工远远超过150人。用羿飞的话说,“1%甚至1‰的人就能把所有人的船给掀翻了”。 在实际情况中,绝大多数投资人倾向于一开始先不报案,让实际控制人想办法回笼资金,还给大家,因为一旦实际控制人被抓,钱要回来的概率就非常低了。 目前,宣布退出的平台会同时跟投资人代表商量,出具“还款计划”,比如在三年时间内,承诺如何分步骤还清大家的钱。 受访者普遍反映,目前已经完全撤出的P2P不多,有的平台体量不大,1亿之内,能想办法还清;也有人之前已经退出的,是因为在东南亚做“现金贷”赚了钱,把国内P2P的债务清了;但大多数人都在筹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争取平平安安“下车”。 5 一个悲情故事 早在2014年夏天P2P还如日中天时,肖飒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P2P业务因设有资金池,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非法或变相吸收公共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若将募集资金用于“自融”,即被P2P平台用于挥霍等,则属于“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集资)”。相比非吸,自融判刑更重,更易分辨。 但在当时,她在行业的聊天群里警告大家可能“非吸”时,常被认为是“贩卖恐惧”,好几个群主都把她踢了出去。“大家一直以为这个行业最主要是看政策,或者搞关系,但是,真实的红线是刑法。” 如今,肖飒去看守所里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一个男监里好几个都是P2P老板。 肖飒觉得很可惜,从行业初始到现在,她看到网贷创业者大多都有这样的共性:学历高,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很常见;大多毕业于金融或计算机专业,有过大公司工作经历;而且都很年轻,往往是85后、90后。他们判断P2P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在金融创新领域属于难得的时间窗口。 “几乎没有人有犯罪前科,而且还经常是从前单位的优秀员工。”肖飒说,但是善与恶的初衷并不决定结果,非吸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有没有“扰乱金融秩序”。在被定罪时,要调查的是P2P公司历史上有没有资金池、期限错配、第三方支付是否足够规范等问题。 不仅是P2P的实际控制人有犯罪风险,因为“共犯”嫌疑,P2P的高管或普通管理者也有被起诉的风险。在秦迪身边,就有做网贷平台公关的朋友被带走的。 对于共犯,目前各地情况并不一致,有的地方抓到总监级别,有的是普通高管。“网贷行业似乎总能体会到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肖飒说。 肖飒认为,站在法律角度需要反思的是,在经济犯罪中,往往先破坏了对应行业的行政法规定,然后再进入刑法规制的范畴,即以行政法规为前置法。但在P2P领域的审判中,前置法几乎没有发挥阻却犯罪的功能。 因为在司法实践中,P2P领域的前置法被认定为商业银行法(即吸存放贷需要牌照)而非位阶较低的《网贷暂行管理办法》,而依据商业银行法进行持牌经营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所以这道防线等于形同虚设,直接就进入了刑法。 肖飒认为,这个行业是很多“特殊”因素结合的产物:金融牌照不确定、行政法不够给力、刑法“不谦抑”,也有投资人的贪婪和非理性,以及创业者的赌性和法律意识缺位,最终构成了一个看上去很悲情的故事。 在秦迪看来,P2P通过互联网,把民间金融的好和坏全都翻到了台面上,“等于把淤泥底下的东西都铲了上来,里面能挖着莲藕,也有臭鱼烂虾”。 对于像P2P这样的金融创新业务的管理,多位金融研究者都提到“监管沙盒”制度,即政府给予某些达到要求的金融创新机构以特许权,让他们在监管可以控制的小范围内测试其产品和服务,既允许创新,又防范了风险。在这个制度下,投资人可以尝试高收益的金融产品,但需要签署“风险自担”的协议并严格遵守。 2019年10月13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演讲中说,P2P网贷中有一些新生事物,动机也是为了搞普惠金融,但有些方面违背了财务健康、可持续性和监管的基本规则,出现了大面积的问题,“值得深刻总结”。 大梦惊觉后,许多经历过行业完整周期的受访者都表达了相似的愿望,为P2P写一本书。“大家交了上万亿学费,不留下点儿什么吗?”羿飞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秦迪、刘晓飞为化名)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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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鄙视链走红,“双11”的套路能不能简单点?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IC photo/图)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今年“双11”的套路。 本文选自: 南周知道 ID:nz_zhidao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简介要严肃,有知识;要八卦,有内幕。点击二维码即可关注 一年一度的双11来了。 前段时间,各类网络交易平台的促销活动正一浪高于一浪地展开,优惠、促销铺天盖地、狂轰滥炸。只是有心在双11购物的消费者,也常常有有心无力之感,因为今年的减免规则实在是太复杂,领券、叠加、满减、预售、抢购,为提高全民数学能力操碎了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盖楼”、“互助互砍群”,为消耗人情煞费苦心。 为了盖楼赢红包的网友们,渐渐在朋友圈产生了鄙视链:底层的你竟然不上线盖楼,哇,你是最高级,88vip一下子就盖楼五十级…… 然而,愈发复杂的套路里,有多少是真心实意的让利,又有多少是糖衣炮弹的“忽悠”?双11为什么就不能简单点? 一顿操作猛如虎 红包抢到两毛五 双11成功的根源是打价格战,诚意十足的真·五折,不需要辛辛苦苦地抢红包、计算最优组合、叠高楼,将参与活动的商品提前加到购物车,11号0点一过,价格直接折半。 今年是双11走过的第11个年头,声势愈发浩大,参与的平台和商家越来越多,成交额也屡创新高,但消费者也可以直观感受到——实惠变少了,实惠也变得越来越难了。 以今年双11天猫为例。比较好理解的是购物津贴,跟往年没什么区别,什么满400-50,满800-100,满1200-150等,只要打开天猫或淘宝,就能在很多页面的显要位置领取。不同的商家也会有各种价码的优惠券,可以叠加使用。而定金立减,就是付了定金(一般是不能退),双11时下单,定金会膨胀,比如交了30元,到时候可以膨胀为60元用。 购物津贴之外,官方还有购物红包。只是红包可没那么好拿,天猫官方有两大活动,“开喵铺”与“盖楼挑战”。开喵铺活动,是用户通过做任务领取喵币,升级喵铺赢红包;而盖楼大挑战中,用户需要拉人助力,比拼盖楼总等级,来赢取红包。 这两个活动,都需要借助消费者的社交链条来实现,于是这几天,可能很多人的微信都收到了来自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发来的链接,什么“帮我助力得喵币”、“快来帮我点一点,情谊到久远”、“立即加入我的队伍,一起盖楼瓜分20亿红包”……一如既往地消耗人情,孜孜不倦地污染微信群。 只是废寝忘食地盖高楼,辛辛苦苦地抢红包,最后拿到的红包可能也就几毛钱或几块钱,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可能也就抢到两毛五。天猫声称,今年的现金红包奖池从去年的10亿元提升到今年的20亿元,让利也许是真的变多了,可消费者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变多了。 去年有网友发了个段子,对今年的双11趋势做了个预测,“2019年双11发展方向:把优惠券藏在大兴安岭丛林深处一颗四百年古树右后方300英尺的刘姓土拨鼠家的车库里,在2小时内找到土拨鼠一家并在车库前合影留念,即可获得5元优惠券”。这个段子这几天又火了,有人补充道,“记得还要叫上其它土拨鼠加入鼠战队合伙开鼠铺助力瓜分20亿”。 双11的优惠规则,又一次成了吐槽大会。 一边抱怨 一边落入套路 优惠规则复杂,但如果是真·优惠,还可以忍忍,最怕的是,消费者在那边哼哧哼哧领优惠券、做任务、盖高楼,结果商家压根没有优惠多少。这几年双11备受诟病的一点是,不少商家先涨后降、明降暗涨,很多商品压根不是其标榜的“历史最低价”,缺乏诚意,满是套路。 说到底,还是一个“利”字。简单粗暴地五折,可能销量上去了,利润下来了。问题的症结在于,为何很多消费者一边抱怨,一边在双11还是忍不住买买买了?平台和商家究竟利用了消费者怎样的心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个心理实验。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丹·艾瑞里,将参与实验的学生们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让他们从《经济学人》杂志的年度订阅方案中任选其一。 第一组的订阅方案有两个版本可供选择:1.电子版杂志,价格为59美元;2.电子版+纸质版组合杂志,价格为125美元。实验结果是,68%的学生选择了电子版,而剩下32%的参与者则选择了电子版+纸质版的套餐组合。 以下是第二组的订阅方案,共有三种选择:1.电子版杂志,价格为59美元;2.纸质版杂志,价格为125美元;3.电子版+纸质版组合杂志,价格为125美元。 第二组订阅方案,只不过多了第二个选项,显然,没有人会选择第二个选项;但多了第二个选项,实验结果是,单纯选择电子版的同学由最初的68%下滑至16%,而更贵的组合版,学生的比例则从32%增长到了84%。 某种意义上看,双11的存在,就像是那“无用”的第二个选项,它的价值是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让消费者形成某种感觉——双11是能带来真材实料的优惠的。400-50,我不凑齐400元,我就亏了50元,于是赶紧买买买。 另外一个消费心理,叫“价格歧视”。价格歧视,也叫价格差异,即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在向不同的接受者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在接受者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 简单地形容,你简单粗暴地统一五折,利润是最少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给折扣设置几个门槛,要获得五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抢优惠券、盖高楼什么的,就会有很多有钱人宁愿不要这个优惠,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如此一来,你就可以从这部分人身上多赚钱了。 就比如一件大衣成本200元,定价800元,1000个人买,统一五折400元,那么利润就是1000*200元。但运用价格差异原理,只有抢券、盖高楼才能五折,否则只能享受普通优惠600元,这时1000人当中可能会有500个人放弃折腾,那么利润就变成了500*200+500*400,利润增加了500*200元。 商家想提升利润,可以理解,阿里巴巴要借双11多多收割流量、做做社交,可以理解,只是平台和商家也应该多一点理解消费者。如果做不到简单粗暴的五折,至少应该杜绝“明降暗升”,并且尽可能让套路简单一些、再简单一些。消费者是“穷”,但麻烦也不要透支他们的精力、时间和热情。套路越多,可能愿意参与双11的人就越少,平台和商家最终因小失大。 当然,消费者也应该尽量保持理性。有网友自嘲道,去年双11买的东西,屯到今年双11仍没有拆封。这是冲动消费与过度消费的负面典型。有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购物过剩现象突出,衣物过剩几乎成为普遍现象,51%的消费者家中有未拆标签的衣物。消费之于生活、之于经济都需要一个理性平衡,过犹不及造成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浪费,透支的还有未来的生活。就比如双11买买买一时爽,下个月还信用卡就是惨惨惨了。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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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上的这座“水晶宫”,点亮了少女梦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每个少女都有一个公主梦,梦里总少不了一个水晶宫。这两天吸引世界目光的进博会上,“水晶宫”竟然从少女梦走进了现实: ——这个流光溢彩,如梦如幻,有如进入童话世界的“水晶宫”展台,由雅诗兰黛集团倾力打造,囊括了集团旗下的众多明星品牌。 履行“中国承诺” 签署进口采购大单 观察进博会,订单是很多人首要关心的话题。 在开馆仪式上,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一签,就是价值20亿元人民币的进口采购协议。 进口采购协议签约 大单是基于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的对市场的深刻观察。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高端美妆增速最快的市场。 随着中国高端美妆市场的日益演进,90后新生代正在成为主力核心消费者,给这个市场带来年轻化、数字化、社交化的鲜明特征。据称雅诗兰黛集团未来将加快引进全球的高端品牌,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高端的产品与服务。 “水晶宫”的新宝贝 雅诗兰黛集团除了思考未来,也更加着眼当下。远的不说,这次“水晶宫”展台上的新宝贝,就足以见他们对新消费主力军的用心——雅诗兰黛集团的高端香水品牌By KILIAN 和ditions de Parfums Frédéric Malle,这两个在全球享有盛誉的高级香氛,借本次进博会的舞台首秀。 By Kilian品牌诞生于法国,是 Kilian Hennessy 先生推出的奢华香氛品牌。秉承追求奢华的文化,辅以大胆创新,突破传统的制作方式,Kilian先生将极致奢华和香氛可视化融入品牌创作中。他的每一件香氛作品,从外观到产品,都是一份艺术品,大胆卓越,魅惑撩人。 除了研判中国市场的趋势,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益回馈,也成了本届进博会一个新共识。 像本次开馆仪式上就有一个特殊环节,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总裁樊嘉煜女士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外科名誉主任沈镇宙教授共同为此次成立的“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义诊与宣讲团”揭牌,标志着雅诗兰黛集团与上海市防癌抗癌事业发展基金会战略合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樊嘉煜总裁和沈镇宙教授为“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义诊与宣讲团”揭牌 就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前夕,雅诗兰黛集团发起了线上征集“粉红丝带大使”的活动,点亮上海时尚地标新天地,与上海市防癌抗癌事业发展基金会战略合作,启动“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义诊与宣教计划”项目,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明年赴中西部偏远地区。 科技之美,点滴之间窥见创新力量 一届高质量的进博会,注定会有诸多亮眼的新科技。 在雅诗兰黛集团展馆内,参观者就可以体验到不少美妆行业的“黑科技”。作为化妆品业界第一个研究自然微运动对肌肤的影响的品牌,雅诗兰黛品牌对肌肤行为深入研究,发现眼部肌肤的老化机制以及眼部肌肤比面部其他部位更快老化的原因: 关于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 雅诗兰黛与倩碧品牌于1993年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设立第一个销售柜台。2002年7月雅诗兰黛集团正式成立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如今,雅诗兰黛集团在国内已拥有包括Estee Lauder (雅诗兰黛), LA MER (海蓝之谜), M·A·C(魅可),Clinique (倩碧), Jo Malone London(祖·玛珑)、TOM FORD BEAUTY (汤姆福特美妆),BOBBI BROWN (芭比波朗), Origins(悦木之源),DARPHIN(朵梵),LAB SERIES(朗仕),AERIN Beauty(雅芮),GLAMGLOW (格莱魅)在内的十二个全渠道品牌,以及一些设计师香水品牌。 (本文为推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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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剑南春:八年前一起贪腐案,令改制往事沉渣泛起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6895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2008年汶川地震后,剑南春成了绵竹市最重要的企业,每年贡献绵竹市一半左右的税收。 无形资产归属权不明晰,成为剑南春未来最大的变数之一。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 责任编辑 | 顾策 就像一只裂了缝的鸡蛋,剑南春被很多人盯上了。 2019年9月,一位接近南方某市国资委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该国资委对剑南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意联合其他资本对其进行收购。 继五粮液、四川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中粮集团之后,这是又一家与剑南春传出绯闻的资本方。 这一切都缘起于剑南春“群龙无首”——2018年,当年因国企改制而成为剑南春大股东的乔天明变成了戴罪之身,他因涉嫌行贿、私分国有资产而被公诉,现在仍未宣判。 恰逢白酒行业估值持续飙升,贵州茅台(600519.SH)市值一度超过1.5万亿元。如今到哪儿找剑南春这么优质的未上市公司标的? 剑南春产自四川省德阳市下属的绵竹市,曾经与茅台、五粮液并称为“茅五剑”,是国内一线白酒品牌。 尽管剑南春大股东并没有表达出售股权的意思,但不打紧。当年国企改制留下了一条缝,让有意收购的资本方看到了希望——2003年改制后,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却一直在政府手上,剑南春只有无偿使用权。 1 清算改制原罪 从八年前开始,一起贪腐案的草蛇灰线,让剑南春改制往事沉渣泛起。 2011年9月,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因涉嫌违纪被免职,与其他落马官员不同的是,李成云上演了一出“二进宫”——被免去四川省副省长之后,没过多久又被重新起用。此后,他担任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到2016年4月再度落马。 2015年5月,剑南春大股东乔天明一度失联。2018年9月,乔天明涉嫌行贿、私分国有资产被提起公诉,不过该案尚未宣判。 今年70岁的乔天明从1982年进入剑南春工作,此后一步步升迁,18年后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2003年,他主导剑南春改制,成为其大股东。当年为了改制顺利,他还被李成云提拔成绵竹市委常委。 根据庭审情况,乔天明的案件与李成云的落马确实有直接关系。李成云案件2017年5月宣判时曾提到,李利用职务之便,为乔天明等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2001年—2006年,李成云担任德阳市委书记,在他任职期间,剑南春完成了改制。 改制发生在2003年。县属国有独资企业剑南春进行改制,国资全部退出,由原酒厂管理层进行收购,职工也可以出资持股,再引入战略投资方,最终变成了一个民营企业。 据财新网报道,2018年9月,乔案开庭时公诉机关又提到,乔在侦查阶段中曾供述,改制前,他曾提出向李成云送2000万股(每股1元)的股票,希望其支持管理层收购。不过,李在书面供述中予以否认: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拒绝了。 此外,乔天明还一度被牵涉进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案件中。 2012年12月1日,乔天明的儿子乔愚结婚,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参加了乔愚的婚礼,并公开发表讲话。第二天晚上,李春城被中纪委工作人员从家中带走,接受调查。当时有媒体报道,当年圣诞节前后,乔天明也被中纪委带走问话,不过很快就返回了绵竹。 乔天明案发,使得这家白酒企业长时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据多位剑南春内部人士介绍,在乔天明失联初期,副总杨冬云曾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目前主持工作的则是副总蔡发富。杨、蔡二人均为剑南春的老员工,是乔愚的大哥、叔父辈。 乔愚1979年出生,目前的身份是剑南春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乔氏父子依然是剑南春最大的股东,持有股份在31.5%以上。 一位与乔氏父子相熟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曾向乔天明直言过,乔愚接不了班,虽然他们有很多股权,但是管理层不一定听他的。 “剑南春对于绵竹太重要了,我们谁也不希望它有事,如果剑南春有事了,整个绵竹市的经济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一位绵竹市科级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绵竹曾是四川省的十强县,除了酿酒业之外,机械制造也曾是他们的支柱产业。不过,2008年汶川地震,绵竹成为了重灾区,包括剑南春在内的多家企业都遭遇了重大损失。 在灾后重建中,当地最大的企业东方汽轮机厂搬离了绵竹,此后经济结构调整,曾经的支柱产业机械制造、能源产业受到很大打击。从那之后,绵竹就再没进过四川十强县。 留下来的剑南春成了绵竹市最重要的企业,每年贡献绵竹市一半左右的税收。在当地官场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他们的工资,有一半是靠剑南春发的。 2 干股疑云 乔案开庭时,公诉机关指控的两大罪名是私分国有资产和行贿罪。不过,当时乔天明在庭审过程中均予以否认。 根据财新网当时的报道,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在乔天明指使下,相关人员采取了伪造合同等方法,将收入记为负债,私分国有资产2.6亿元,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行贿罪是指向李成云行贿,其中,赠送2000万干股是最重要的指控之一。 2012年时,剑南春还爆发了公司与职工之间的股权纠纷。2013年,剑南春对职工所拥有的股权进行回购、补偿,根据当时的方案,职工改制时1元出资所对应的净资产值是8.05元,加上补偿等,当初1元的股权在2013年相当于14.06元。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计算,乔天明向李成云赠送的2000万股,在2013年底价值接近3个亿。不过,李成云案最终被认定的受贿金额是636万元,被判了10年。 多位参与乔天明案件开庭的剑南春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乔天明、李成云对2000万干股的否认,让他们都非常吃惊。在剑南春职工和绵竹市一直都有传言,当年改制时,乔天明等管理层代持了大量干股。 财新、新京报等多家媒体都曾在报道中提到这个传言,但并没有提供证据。绵竹市委宣传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应时也表示,确实不知道此事。 上述绵竹市科级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平时熟悉的朋友也会开玩笑,问对方是否有股票被剑南春管理层代持。如果有的话,就赶紧辞职套现,别当公务员了。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代持谁的股票了。”这位官员说。 当年国企改制,管理层收购模式,即MBO比较常见,但由于出现了大量自卖自买、管理层资金来源不明、低价转让等隐患,这种模式被叫停。 2003年上半年,财政部在给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的文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中说,相关法规未完善之前,暂停受理和审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待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措施后再做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时剑南春的一个股东曾经进行了一次蹊跷的股权交易——当年改制时,四川融信投资有限公司是四个原始股东之一,他们获得648.18万股权的成本是5000万元,却以低价转让出去。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显示,2005年6月25日,四川融信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剑南春股权,以648.18万元转让给四川福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这家民企。这意味着,持股两年,四川融信最终竟然亏损四千多万元。 四川融信是一家中外合资且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它的大股东是一家名为万康集团金融有限公司的美国企业,其余几个股东则属于国企,如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成都市电信局工程总公司、四川奔腾信息产业公司。 四川融信的法定代表人为梁昌飞,曾任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内江市市长,当时也是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直到2014年8月份被免职。 3 职工股权纠纷 困扰剑南春的还有职工的股权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职员工还是已经离退休员工,在说起股权问题时,有不少人依然愤愤不平。 2019年10月21日,星期一,几十位剑南春离退休职工来到绵竹市委。自从2018年9月乔天明案件开庭后,这就成了他们的惯例,每周一都去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股权问题”。 “政府给我们的解释是,等乔天明的案子了结了,剑南春的事情捋清楚了,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五十多岁的剑南春职工张安琪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职工股权问题是2003年改制时的一个遗留问题。当时,职工身份发生改变,要从“铁饭碗”的国企工人变成“瓷饭碗”的民企员工,绵竹市为此提供一笔转变身份的补偿款。 根据当年的处理方案,职工们可以选择拿补偿款离开集团另谋出路,也可以选择将这笔补偿款存入到集团,进入到员工持股信托计划,认购一部分股份。大部分职工选择了后者,一方面,他们可以保住工作,另一方面,每年还可以从集团获得一笔分红。 完成改制后很长一段时间,职工与集团相安无事,双方对补偿方案都没有异议。直到2012年8月,一份《剑南春员工持股信托计划实施办法》的文件才将职工与集团的矛盾引爆。 这份“实施办法”与9年前的“持股计划”最大的差别就在于,2003年改制时,职工们所持有的是剑南春的股权,他们都是剑南春的股东;而2012年新的“实施计划”则剥夺了他们的股东身份,股权也变成了“收益权”。 因为此事,剑南春集团曾一度停工几个月。2012年8月18日,由于职工和集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集团要求职工“停产学习”。 后来,维权职工们又自行继续“停产学习”,直到当年11月8日,才全面复工。2013年6月,集团、职工、政府三方协调后,达成了一个“溢价回购”的方案,剑南春以均值14.06元的价格回购了职工手上所持有的股权。 “不是员工罢工,这个一定搞清楚,是公司让员工们‘停产学习’,学习新的‘持股信托实施办法’。”时隔7年后,史成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时依然有些激动。 史成勇是剑南春的一名老员工,从1979年就开始在剑南春上班,2003年改制时,他将自己10万元的补偿款存在了集团,获得了价值10万元的股份。2006年他从剑南春离职时,股份被剑南春工会以每股1.10元的价格回购。 2013年14.06元每股的回购方案出台后,史成勇等离职员工也获得了相应的差价补偿。 当年的回购方案暂时平息了职工的不满,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些分厂职工、被提前强制内退的职工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他们仍在维权;已获得补偿的在职或者离退休职工,对当年改制时期大股东的出资情况依然耿耿于怀。 根据当年改制方案,由管理层出资成立的四川同盛投资有限公司应该出资6.4625亿元成为最大股东,占股69.54%。但职工到现在都在质疑,管理层是否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月份的报道,四川同盛的出资额在5年内分期支付,首期要支付的是总价的40%,也就是2.585亿元。当初乔天明向该报记者称,他们向四川蓝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了约3亿元。四川蓝剑改制时也成了剑南春的股东之一。 绵竹市财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确实在5年内获得了所有应付款,至于四川同盛的钱是怎么来的,只要合规、合法就没有问题。他们也知道,那个时候的管理层根本拿不出来几个亿的钱,但是为了保证剑南春的发展,就在规定范围内允许其分期付款。 4 “大大的有偿” 2012年的那一次股权纠纷,让另一个遗留问题也浮出水面。 当年,剑南春集团、维权职工和绵竹市政府三方达成协议,由第三方评估机构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剑南春的净资产评估值在183.9亿元至201.31亿元之间,其中包含绵竹市政府享有的无形资产价值62.3亿元。 这时,很多人才反应过来,原来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并不属于剑南春集团。 但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当年的改制方案发现,绵竹市曾与剑南春集团有过约定,在不改变注册地、结算地的前提下,那些无形资产归改组后的剑南春集团所有。如果改组后的剑南春集团将注册地、结算地搬离绵竹地域,政府有权对其追索。 “实际上,这么多年,剑南春集团一直在无偿使用剑南春的品牌。”一位剑南春的在职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这也是检察机关指控乔天明的罪证之一。上述剑南春职工参与了2018年乔天明案件的审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检方就提到,乔天明向李成云行贿,其中一个目的是可以让改制后的剑南春集团能够无偿使用剑南春的品牌、商标等。 “老乔听了这个指控后,很激动地大声说,哪里是无偿,简直是大大的有偿。”该职工这样描述当时的庭审情况。 而关于这五个字的解释,在绵竹市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些职工认为,所谓“大大的有偿”就是指管理层帮众多官员代持了股份。而绵竹市政府官员的解释则是,剑南春每年向绵竹市缴纳的税收。 在上述绵竹市官员看来,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扶持企业发展,从而获得大量税收,显然要比每年收一些品牌使用费重要得多。 这位官员曾经参与了剑南春的改制事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之所以答应剑南春集团无偿使用商标和品牌,就是为了扶持剑南春的发展,同时借此方案,将剑南春的结算地和注册地绑在了绵竹。 “实体经济对于地方的贡献就是税收、就业率,地方政府拿着无形资产也没有用。”一位曾在德阳任职的处级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种现象,“白酒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同,离开了剑南春的几个酒窖,剑南春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2005年12月,国务院曾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改制后的企业不得无偿使用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如需使用,则按照市场价支付费用。 “从那时开始,市里就在着手处理剑南春无形资产的事情了。”该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不过,尚未等待问题解决,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了,剑南春酒厂受损严重,几个大酒缸在地震中打碎了。 一些绵竹本地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半个绵竹市都是浓浓的剑南春酒香。根据剑南春官网的报道:当时,基础酒和陈年酒损失40%,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亿元。 “剑南春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也就不好再继续处理无形资产的事情。”上述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此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搁置。 不过,无形资产归属权不明晰,成为剑南春未来最大的变数之一。 一位接近投资方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按照2012年的那次资产评估的结果来算,政府所持有的无形资产占据剑南春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新的资方进场,政府完全可以用无形资产来入股,重新成为剑南春的一大股东。 品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其实是那个时代国企改制的常见问题。 四川白酒“六朵金花”中,郎酒也曾经遭遇过这种困境。2011年郎酒集团进行国企改制时,集团虽获得了全部有形资产,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依然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这也一直是困扰郎酒上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不过,目前,郎酒已经进入了IPO辅导期。有媒体称,当年改制时曾有对赌协议,郎酒集团将郎酒营收做到120亿元,就能够百分之百持有郎酒商标。 5 收购绯闻 剑南春的动荡,引起了外界资本方的关注。 2016年、2017年,中粮集团的高层就多次赴剑南春进行考察,每次考察都会引发外界的猜想。中粮集团有意在白酒行业布局已经不是秘密,以粮食为原材料的白酒行业,在产业链上正好处于中粮集团的下游。 早在2014年时,中粮集团就通过控股子公司间接入主了另一家知名白酒品牌酒鬼酒,并在2018年5月正式将其收归麾下。 恰好在2017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曾发布《关于推进白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鼓励白酒行业并购重组,并提出“按照企业兼并重组所支付金额的10%、总额不高于1000万元的标准进行奖励”。 到了2018年6月,在五粮液(000858.SZ)的股东大会上,五粮液收购标的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 据当时媒体报道,五粮液集团董事长李曙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讳莫如深地说:“肯定有标的,但这比较敏感,不便多说,但可以自己体会。”他还表示,五粮液会瞄准“白酒行业的优质标的”,并强调四川的“六朵金花”(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沱牌曲酒、全兴大曲和郎酒)资源丰富。 外界猜测,五粮液并购的理想标的就是剑南春。 在四川省内,除了五粮液之外,四川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展”)也对剑南春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家四川省人民政府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800亿元,总资产超过1300亿元,是四川省省级综合性产业投融资平台的航母。 该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公司曾向四川省委提出建议:如果剑南春要易主,就必须由四川省内的国资来控股,央企不行,外省的国资不行,民营资本不行,外资更不行。 2019年9月,接近南方某市国资委的一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国资下属的投资平台更看重的是战略投资,他们并不会插手剑南春的具体经营情况,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将剑南春推向资本市场,从而获得投资回报。 在四川白酒“六朵金花”中,只有剑南春和郎酒尚未上市。 其实,在2003年的那次改制中,“上市”二字就曾被多次提及。当年的改制方案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剑南春集团一定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支持剑南春股份深入改革,加快发展,早日上市”;“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剑南春股份的上市工作”。 不过,剑南春的上市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剑南春管理层对于上市问题,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成都商报》对剑南春酒厂的一次报道中曾提到,副总杨冬云很干脆地表示:剑南春永远不会考虑上市。目前,这篇文章在剑南春的官网依然可以找到。 “剑南春其实没有必要上市。他们的资金流非常充沛,之前搞多元化也已经证明不是一条出路,而剑南春离开了绵竹,别的地方也无法生产,上市融来的资怎么花呢?”一位绵竹市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乔老板想得很明白了,他不愿意去资本市场再捞一把。”他说。 如今,多家机构紧盯着这个“群龙无首”的优质白酒品牌,使剑南春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 很多职工并不愿意看到剑南春易主,他们担心维权会更难。“如果被收走,我们的权益就更不好主张了。”史成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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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厂租暴涨:深圳制造业外溢,东莞欣然接盘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3925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2015年起,随着深圳产业外溢,东莞凭借着毗邻的地理优势,成为了最大的“接盘手”,东莞厂租也随即开启增长模式。 虽然各项成本都在涨,但是东莞完整的产业链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优势,也是林磊仍然坚持留在东莞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卢宝宜 责任编辑 | 冯叶 三年前,一家机床附件厂的老板陈鹏将工厂从深圳龙岗区搬迁到了东莞长安镇,图的就是东莞厂租便宜。没想到,现在他又要再次面对厂房租金涨价的现实。 这家机床附件厂安身于长安镇霄边社区的莞深智造工业城里,顾名思义,工业城容纳着众多来自东莞本土以及深圳的企业。 彼时,陈鹏在莞深智造工业城里租下了300平方米的厂房,签了3年合约,租金为6000元/月,平均下来是20元/平方米的价格。随着租约即将到期,陈鹏被告知,续约厂租将涨至1万元,涨幅超过六成。 涨价幅度超出了陈鹏的预料,超30元/平方米的租金,恰恰是他离开深圳时的租金水平。如果按这个价格续约,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2015年起,随着深圳产业外溢,东莞凭借着毗邻的地理优势,成为了最大的“接盘手”,东莞厂租也随即开启增长模式。 当地房产中介刘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约五年前,东莞的租金还有个位数水平,如今涨幅最大的临深片区和松山湖区域已高至35元/平方米,距离深圳较远的水乡片区也要15—20元/平方米。 据《南方日报》报道,2018年东莞临深某镇一社区粗略统计,社区厂房的租金价格由2016年的12—13元/平方米上升到2018年底的16元—25元/平方米,部分厂房甚至达30元/平方米。 该社区党工委书记介绍,近年来虽然新建数十万平方米的厂房,但依然是供不应求,社区内的厂房都是满载。 1 出走鹏城 “不是深圳真待不下去,我也不愿搬。”陈鹏其实是深圳人,属于同行中较晚搬来东莞的。如今因为工作,他每天都要奔波于深莞两地。 多位从深圳搬来东莞的企业主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最近一次深圳企业向东莞转移是从2013年开始的。当年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下称《意见》)为首的多份文件陆续出台,被视为深圳打响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战的第一枪。 《意见》强调,由于率先遇到了空间资源紧张的问题,深圳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以“高新软优”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限制、淘汰落后产能。 随后,深圳先后制定了15部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开始严查环保,贯彻落实清洁生产。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达到环保要求,如若增加符合环保要求的先进生产设备,无疑要增加企业成本。 据上述受访者回忆,一方面是政府的引导退出,另一方面是深圳租金以每年近四成的幅度涨价。2015年起,深圳以制鞋、模具、塑胶、五金电镀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低产能的传统制造业首当其冲,纷纷出走鹏城。 东莞成为许多企业首选的落脚之地。企业主们表示,当时东莞的优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租金便宜,相当于深圳2010年之前的水平。东莞经济过去依赖外贸,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受打击,当地制造业一度萎缩,所以来者不拒。 其次,东莞的劳动力成本低,最低工资标准要比深圳低约300元,平均工资更是低不少。 比起更加便宜的粤西粤北地区,东莞距离深圳最近,这让工厂的大部分员工都能接受,愿意跟着工厂一块搬迁。如果员工不愿意跟随工厂搬迁到异地,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还需支付员工经济补偿金,每工作一年就要补偿一个月。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刘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像莞深智造工业城一类的工业园区开始崛起,纷纷做起简易装修——粉刷外墙、建起透明落地窗。 原本淘汰一些落后产能,让邻居东莞享受溢出效应的红利,双方合作共赢。但到了2016年,一篇名为《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炸开。作为一家每年税收超过百亿、全球领先的通信科技巨头,华为的“出逃”让“深莞之争”成为热门话题。 文章提出一个疑问,随着华为终端部门搬迁至东莞松山湖,未来其他部门是否有可能跟随? 2017年7月,深圳市政协发布了一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调研报告》。报告称,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同时,大多数外迁企业已不再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 2019年6月,深圳市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16—2018年间,37.5%的外迁企业集中出现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领域。 随着各类深圳企业搬迁,东莞的产业链相应丰富起来。华为终端落户松山湖后,华为供应商软通动力、华勤通讯,华为软件服务商中软国际、易宝软件均陆续宣布,在松山湖展开布局。 不过,每次消息一出,就意味着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的租金又要攀升不少。 2 走还是留? 眼看着东莞厂租持续攀升,近些年,一些工厂的确搬走了。部分流向西部内地城市,部分则搬迁至越南、老挝、印度等国家。 东莞的模具厂老板林磊与陈鹏一同从深圳搬来。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早去越南的那一批工厂,刚开始都很兴奋,觉得胡志明市就是10年前的东莞,材料、人工等成本能便宜一半。但是搬迁过去的许多厂家没过多久又搬了回来。虽然成本便宜,但东南亚没有东莞如此齐全的产业链支撑。 林磊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的一位朋友此前就将模具厂搬迁到了越南,一旦机器出现问题就成了大麻烦。在东莞模具城,更换零件半小时就能搞定,但在越南,往往需要奔波一周,不但要找相关零件厂家,还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沟通。 林磊还从朋友口中得知越南“人比较懒”,无法像东莞的工人一样勤奋、肯加班,还有归属感。 虽然各项成本都在涨,但是东莞完整的产业链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优势,也是林磊仍然坚持留在东莞的原因。 深圳受制于工业用地短缺,2007年第一次迫使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开始外迁。曾经是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机床工具专业委员会成员的颜一凡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7年,协会开始牵头在东莞或惠州建立新的产业基地,原因是深圳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业用地提供给它们。 那几年的全国和广东省两会中,时常都能听到深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给深圳划拨更多土地的声音。 东莞在2000年时曾提出要打造“国际制造业名城”,但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国外订单大幅减少,大批工厂倒闭,一下子从“民工荒”变成了“失业潮”。 在东莞开了15年模具厂的本地人陈大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渡过难关,东莞各镇街原本从2008年年末起决定降低厂房租金,降幅约20%。但随着深圳企业的入驻,厂租不降反升。 深圳需要迁出,东莞需要引进,此后,东莞的制造业形成“一镇一品”的优势,以陈大发所在的模具行业为例,长安镇自此云集更多的大型配件厂商,集聚效应增强。 东莞在承接深圳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外贸依存度大幅降低。根据东莞市统计局的数据,东莞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从1995年433.8%的历史最高峰下降至2018年的162%。 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的“合作无间”,在2019年中央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深圳和东莞被放在了一起: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深圳总部研发+东莞生产制造”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东莞的房价与厂租随之向深圳水平迅速靠拢。 其中,不乏一波眼光超前的“二房东”率先布局。据多家媒体报道,深圳、福建、江西等地的房地产投资商开始大举进入东莞,一时之间,以工业园为代表的工业地产,成为东莞当地比商用住宅更热门的投资标的。 无论是东莞还是深圳都在2018年出台了政策,限制“二房东”进入厂房租赁市场。但据东莞的企业老板反映,这只是让众多“二房东”转到了地下。 东莞厂房租金难以平抑还是因为供小于求。一直以来,农村集体土地都是珠三角工业发展最为重要的要素资源,但东莞农资办负责人公开表示,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已无新增建设用地,今后物业发展的新方向只能指望“三旧”改造。 3 再平衡战略 近两年,东莞开始不断发力新兴产业。但根据东莞统计局数据,2018年东莞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9155.18亿元,略低于2017年的9183.55亿元,增长速度也从2017年的13.6%降至9.1%。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说,如果深圳的溢出效应让东莞以为可以吸引一大批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危险的。事实上,华为是鲜有的,各类中小厂家才是东莞的产业主体。“东莞要琢磨下,没有华为,东莞未来的路怎么走。” 先东莞一步,深圳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自2008年深圳企业大规模外迁以来,深圳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逐年降低,在2014年甚至出现了零增长。深圳第二产业的GDP占比也在2011年后连续5年下降,低于第三产业占比。 另据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统计,2018年,深圳金融业实现税收(不含海关代征和证券交易印花税)1314.8亿元,占深圳市总税收的22.37%,已经超过了制造业20.30%的贡献比例。 据丁力观察,目前虽然很多企业仍将总部设在深圳,没有搬迁,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看中了深圳的土地,想把土地红利装进荷包,其中不乏死而不僵的僵尸企业。 近几年,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一直呼吁,深圳本土仍需要强大的制造业。2018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圳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新台阶,人均GDP达到了2.7万美元,同时生产成本在快速增长。中高收入时期对于制造业的去留是城市的共性困惑,深圳同样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中。 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 深圳已陆续出台了种种增加工业用地、留住人才的政策,背后是深圳希望留住实体经济的决心。 早在2016年,深圳就已提出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0%。此类政策被袁易明称为产业结构的再平衡战略。 最近,深圳还开始大规模开建公共住房,房价只有市场价的50%-60%。按照深圳的设想,到2035年,深圳将拥有140万套保障性住房,可以覆盖深圳常住人口的1/3。 有意思的是,为了建设公共住房中的人才住房,深圳在2018年拿下了一块位于东莞塘厦的商住用地。 (应受访者要求,陈鹏、刘轩、林磊、颜一凡、陈大发为化名)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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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上的这座“水晶宫”,点亮了少女梦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每个少女都有一个公主梦,梦里总少不了一个水晶宫。这两天吸引世界目光的进博会上,“水晶宫”竟然从少女梦走进了现实: ——这个流光溢彩,如梦如幻,有如进入童话世界的“水晶宫”展台,由雅诗兰黛集团倾力打造,囊括了集团旗下的众多明星品牌。 履行“中国承诺” 签署进口采购大单 观察进博会,订单是很多人首要关心的话题。 在开馆仪式上,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一签,就是价值20亿元人民币的进口采购协议。 进口采购协议签约 大单是基于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的对市场的深刻观察。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高端美妆增速最快的市场。 随着中国高端美妆市场的日益演进,90后新生代正在成为主力核心消费者,给这个市场带来年轻化、数字化、社交化的鲜明特征。据称雅诗兰黛集团未来将加快引进全球的高端品牌,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高端的产品与服务。 “水晶宫”的新宝贝 雅诗兰黛集团除了思考未来,也更加着眼当下。远的不说,这次“水晶宫”展台上的新宝贝,就足以见他们对新消费主力军的用心——雅诗兰黛集团的高端香水品牌By KILIAN 和ditions de Parfums Frédéric Malle,这两个在全球享有盛誉的高级香氛,借本次进博会的舞台首秀。 By Kilian品牌诞生于法国,是 Kilian Hennessy 先生推出的奢华香氛品牌。秉承追求奢华的文化,辅以大胆创新,突破传统的制作方式,Kilian先生将极致奢华和香氛可视化融入品牌创作中。他的每一件香氛作品,从外观到产品,都是一份艺术品,大胆卓越,魅惑撩人。 除了研判中国市场的趋势,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益回馈,也成了本届进博会一个新共识。 像本次开馆仪式上就有一个特殊环节,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区总裁樊嘉煜女士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外科名誉主任沈镇宙教授共同为此次成立的“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义诊与宣讲团”揭牌,标志着雅诗兰黛集团与上海市防癌抗癌事业发展基金会战略合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樊嘉煜总裁和沈镇宙教授为“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义诊与宣讲团”揭牌 就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前夕,雅诗兰黛集团发起了线上征集“粉红丝带大使”的活动,点亮上海时尚地标新天地,与上海市防癌抗癌事业发展基金会战略合作,启动“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义诊与宣教计划”项目,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明年赴中西部偏远地区。 科技之美,点滴之间窥见创新力量 一届高质量的进博会,注定会有诸多亮眼的新科技。 在雅诗兰黛集团展馆内,参观者就可以体验到不少美妆行业的“黑科技”。作为化妆品业界第一个研究自然微运动对肌肤的影响的品牌,雅诗兰黛品牌对肌肤行为深入研究,发现眼部肌肤的老化机制以及眼部肌肤比面部其他部位更快老化的原因: 关于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 雅诗兰黛与倩碧品牌于1993年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设立第一个销售柜台。2002年7月雅诗兰黛集团正式成立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如今,雅诗兰黛集团在国内已拥有包括Estee Lauder (雅诗兰黛), LA MER (海蓝之谜), M·A·C(魅可),Clinique (倩碧), Jo Malone London(祖·玛珑)、TOM FORD BEAUTY (汤姆福特美妆),BOBBI BROWN (芭比波朗), Origins(悦木之源),DARPHIN(朵梵),LAB SERIES(朗仕),AERIN Beauty(雅芮),GLAMGLOW (格莱魅)在内的十二个全渠道品牌,以及一些设计师香水品牌。 (本文为推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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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争议与回应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7866字,阅读大约需要17分钟 “几年来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就是持续不断解疑、释疑的过程。”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杜嘉禧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从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开始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简称“统编本”。“统编本”教材自2017年在全国小学、初中一年级投入使用;2018年在小学、初中一、二年级投入使用;2019年全面覆盖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 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放开教材编写权,各出版社可依据课程标准自行组织编写教材,各地可选用不同版本教材进行教学。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等十余种版本教材形成“一纲多本”的局面,如今“统编本”一统江湖。 实行三科统编的原因,教育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答复是,“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具有特殊重要的育人作用。三科教材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和使用,这是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一直以来,语文教材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 早在2009年,郭初阳和蔡朝阳、吕栋等几位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项课题研究,后出版成《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 他们从当时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挑选出关于母爱的课文,并予以分析和评价,想借此角度探讨语文教材的品质。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离不开教材的熏陶,但绝不仅仅只是教材。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要把学生热爱阅读的习惯培养和批判性思维品质锤炼放在首位。”杭州谷里书院创办人、特级教师张祖庆认为“一纲多本”可以兼顾各地差异,“一纲一本”便于统一研究。 “统编本”三科教材编写历时五年,编写团队达140余人。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执行主编陈先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有六十多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学科专家,包括一些大学教授、作家和诗人;教研员和一线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人员和专职编辑。此外,还有很多专家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编写工作,比如专题咨询、教材审读、问题讨论、试教试用、征求意见等。 十年过去,苏教版、北师大版等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退出历史舞台,“统编本”教材成为唯一,自全面投入使用以来,一直被广泛关注与讨论。诸如先识字后学拼音的教学模式、古诗文比重大幅增加等话题都曾占据热搜。对此,陈先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几年来教材的编写和修订过程,就是持续不断解疑、释疑的过程。” 之前,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接受采访时也曾坦言,编写教材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要尽量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一个教材出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 一直以来,语文教材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对于“一纲一本”的推行,语文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观点不一。(资料图/图) 1 日月潭是不是台湾省最大的湖? 寒号鸟是不是鸟? 新学期伊始,专栏作者维舟通读孩子的小学语文课本后,发表了《作为一个细节控,我在孩子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发现了N处错误》一文,质疑“统编本”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文字记述错误及配图错误。 陈先云曾在采访中多次表示,“不精准就容易产生争议。我们要做到有疑必究、有惑必查”“要让孩子们喜欢学习,要让孩子们喜欢这套新的教材,我们就要做到规范、精准和严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统编本”教材审查首次实行“学科审查、综合审查、专题审查和终审制”。温儒敏曾介绍:“送审要过许多‘关’:如教科书审查组评审、教育部咨询委员会阅审、课程教材委员会终审,以及主管部门的复审等。编写组对每一轮审查意见逐条回应,反复修改完善教材。”以“统编本”语文教材七年级4册为例,其经过14轮评审,全国100个特级教师提意见,并在多省市试教,最后经中央批准发行。 编写组和审查组的意见有时也会出现分歧。曾有专家提出文言文注释应标明注解者,例如“宋代朱熹注”。但编写组认为,“这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过于繁琐,且无必要。”因此,最终未采纳。 不过,“统编本”的一些选文表述和配图,依旧遭到维舟的质疑。 三年级下册中有一篇课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提及《清明上河图》上的人物数量,“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五百多个”。五百多人是流传的通说,在白寿彝《中国通史》上出现过。但维舟指出,日本斋藤谦《拙堂文话》则统计该图上共有人物1643人。他质疑课文中存有争议的数字是否会对学生构成误导。 陈先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8年编写组收到过相同的意见反馈。“接到反馈之后编写组征求各方面专家,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注:《清明上河图》现收藏于此)专业人士的意见。经研究,编写组综合各方面意见,采用了‘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好几百个’的表述。” 二年级上册课文《日月潭》中关于“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的说法,维舟认为也值得商榷。“台湾最大的湖其实是曾文水库(17.14平方千米)而非日月潭(7.73平方千米),日月潭只能说是全岛最大的(半)天然湖——它原先是天然湖,但后来又建造了水库堤坝和水电站,故而算是半天然湖。”针对该条意见,编写组按照意见处理办法,核对原文,并查阅权威资料、咨询地理学专家后,陈先云表示:“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没问题,不能将“湖泊”和“水库”混为一谈。 除了文字表述上的质疑,维舟还列举了自己发现的课本中的“配图错误”。例如,“统编本”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寒号鸟》一课中,将寒号鸟画成鼯鼠,维舟认为“寒号鸟当然是鸟,将它错解为鼯鼠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寒号鸟》一文中,寒号鸟的配图是复齿鼯鼠(左)。编写组经过研究更正了大众认为的“寒号鸟是鸟”的误解。寒号鸟是一种啮齿动物,学名复齿鼯鼠,因其生性怕冷,日夜不停号叫,俗称寒号鸟。(资料图/图) 关于“寒号鸟是不是鸟”的问题,陈先云曾解释:“寒号鸟是一种啮齿动物,学名叫复齿鼯鼠,因其生性怕寒冷,日夜不停号叫,而俗称’寒号鸟’。”“统编本”中“寒号鸟”的配图是复齿鼯鼠,是编写组经过研究更正了大众认为“寒号鸟是鸟”的误解。人民教育出版社媒体宣传部主任吴海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17年开始,人教社官网专门开通了“中小学教材意见反馈平台”和反馈邮箱,老师可以登录平台反馈意见,这些意见会由学科编辑室研判。“有的可以马上回复,有的可能需要时间段。研判完以后,有的可能需要修改,我们会在下一次发稿、重印教材之前做一个修订。” 2 古诗文增多是否加重背诵负担? “统编本”语文教材的变化之一是课文数量减少,教学类型增加。以一年级上册为例,“人教版”原有41课,“统编本”减至37课;汉语拼音课减少,识字课增加。课文数量减少不是为了“减负”,温儒敏解释这是出于调整教学内容方式的需要。“孩子们负担重,因素很复杂,有时不见得是教材、老师加重的,也有来自社会、家长的因素。” 吴洪是江苏射阳外国语学校小学三年级语文组备课组长,她所在的小学从2017年起使用“统编本”教材教学,至今三年。吴洪认为,新教材涉及很多中国文化,国学方面(古诗、名言名句、论语等)增添了很多。 2019年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高中部分教材统编情况时,即表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占全部课文数(136篇/首)的49.3%,其中古诗词33首,古文34篇。 “统编本”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数量明显增加。高中语文教材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占全部课文数(136篇/首)的49.3%。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有129篇,总体占比30左右。(视觉中国/图) 在“高中语文新教材古诗文占近一半”的话题下,网友们纷纷留言,支持、反对的声音都很热烈。 在该消息发出前,“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已率先落实。据统计,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有129篇,总体占比30%左右,相较于原先“人教版”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后发现,“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古诗文数量增多集中在三到六年级,有将以前高年级古诗文下移到低年级情况,例如二年级下新增《咏柳》原属三年级,三年级新增《望洞庭》原属四年级。但也存在将低年级诗文上移到高年级的情况,例如三年级上新增《山行》《赠刘景文》原属二年级上,现与《夜书所见》组成《古诗三首》,均是描绘秋天景色的诗文。 同时,古文学习也提前了。在原人教版中,第一篇古文学习是五年级下册的《杨氏之子》。而“统编本”中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古文,第一篇是短古文《司马光》,但难度过渡上比人教版更平整,从三年级开始初步接触简单古文(注:三上《司马光》、三下《守株待兔》、四上《王戎不取道旁李),到五年级再接触《少年中国说》《杨氏之子》《论读书》。 内蒙古师范大学刘媛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部编版小学低段语文教科书古诗词选编及使用研究》提及:“相较于人教版,‘统编本’新增了唐朝柳宗元、王之涣、贾岛、李峤、胡令能等诗人,以及宋朝王安石、清朝查慎行和两汉时期的乐府诗。在古体诗方面,增加了一首两汉时期的汉乐府——《江南》,五言古诗所占比重较人教版大。但‘统编本’古诗词的数量随年级的增长平稳过渡,人教版的波动则较大。” 2018年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世和给温儒敏写了一封“万言书”,质疑教材改革,其中就涉及古诗文数量的增加。他以高中推荐背诵古诗文为例,“从14篇猛增到72篇,其中有不少抒发的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仕途失意以及男女之情不得实现等人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有的人生慨叹,实在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提前’学习甚至背诵它们。” 古诗文数量的增加,在程世和看来加重了学生的负担。“这个过程是否存在以高考为大棒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情况?”“这是否违背了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 之所以增加古诗文数量,陈先云回答:“古诗文和名言名句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先贤的文采和智慧。通过朗读、背诵,学生自然而然地就能获得多样的情感体验,培养起对文学美的感知,进而提升阅读、审美能力。教材所选的古诗文不仅是历代经典作品,更蕴含着作者的家国情怀、高尚情操等,学生在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感染,这对他们从小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情怀是有重要作用的。” 陈先云认为古诗文的增加并不会造成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小学阶段正是孩子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一定量的背诵,能够充分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这对他们日后的发展有着长足的影响。况且,小学阶段古诗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对古诗文学习的要求并不太高,总体上是要求正确理解、形成积累,具体则根据不同年段的特点和学情安排相应的学习目标,是符合小学生学习发展规律的。” 张祖庆则认为古诗文可适度增加,但没有必要全部背诵。“儿童的生长自有其节律。诵读,亦当符合生命节律。低幼儿童,以背诵童谣、民谣、儿歌等有趣好玩的韵文为主;一二年级,当诵读适量的童诗;三四五年级,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少量《诗经》《论语》选段为主;四五年级,可诵读适量的现代诗。有些文字,错过了,便永远错过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古代的东西有营养。适当对儿童进行文言启蒙,在适度理解的基础上,适量背诵,即可。适量减少背诵,倡导孩子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留出整块时间,大量阅读高质量的经典作品(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经典),才是正道。” 3 选文的首要标准不在于有没有明确作者 郭初阳翻阅“统编本”教材时发现一个不理解的现象,以前一些不知是何人何时何地所写的“三无课文”(如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课文《不懂就要问》《富饶的西沙群岛》《美丽的小兴安岭》等)有了出处——标明选自某某版本教材。对于这种“自我引用”,他有些无奈。 面对这类质疑,陈先云表示:编写组高度重视选文的来源或出处,确认了绝大多数课文的作者、译者信息。还有少数课文,虽然作者、译者信息不详,但都是从老教材中选入的教学经典,在这次编写中也予以保留。 编写组还纠正了一些选文的作者信息。古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通常被认为是王维所作。但编写组查考大量古代文献,最终从《大藏经》中查到了相关语句。通过梳理出古人引用这些诗句的前后顺序和内在关联,最终认为《画》的作者并非王维,而很可能是不知名的古人所作。一首旧题为《雪》的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水中都不见)的诗,对其作者的推测众说纷纭,编写组梳理了多种材料,否定了种种不实之说,认定其应为古代“层累地形成”的民间作品。 陈先云认为,一篇课文是否适合选入教材,首要的标准并不在于有没有明确的作者。“一些流传已久的古代典籍的作者并不可考或存在争议,如《管子》《晏子春秋》等,但不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学习经典,从中汲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方卫平发现,“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增加了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文,在人文观、儿童情趣、中外作家的广泛性、代表性方面有了一定的提升和拓展。例如,二年级下册鲁冰的《蜘蛛开店》、德国于尔克·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三年级上册流火的《那一定会很好》、王一梅的《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等等,在选文眼光、品质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 但郭初阳不认可“教学经典”的说法。“没有经典课文这个说法,只有传统课文、老课文的说法。课文里面没有什么经典,就是不想改变。儿童文学的经典这么多,何必选这几篇老掉牙的东西呢?全国这么多出版社,这么多儿童文学的老书,无论是绘本,还是读物。语文教学既然如此重视它,为什么不吸纳一些优质的读物?它的容量太少,太浅,而且也谈不上什么符合教学规律,我们觉得它对儿童心理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学术上也不严谨。” 张祖庆持相同观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语文教材中的“无主文”占有很大比例,这样的文章应该减少,“统编本”虽然更换了很多篇目,但整体上老课文的比例仍过重。 “在老课文中用了很久,是否就证明这是‘经过教学检验的经典’?个人建议,入选教材的每一篇课文,无论思想性、趣味性还是艺术性,都应该是名家的经典之作。编写的时候,要充分发挥脚注的作用,简单介绍作者(译者),注明选自哪个出版社,出版年月,哪个版本,第几页等。这是必要的治学态度。优秀文章,灿若星辰,选文时,何必吊死在几篇没有作者的老课文上?”张祖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先云引用叶圣陶的两句话来形容“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选文标准——“以故我谓今后选文,绝不宜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文和质有所偏固然不能入选,就是二美皆具,而教学方面不合要求,还是不应入选”。 郭初阳认为,以经典作为教材是学习语文的最好方式。《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一书认为当时市面上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通病是“短小轻薄”。“篇幅很短小,都是单篇小课文,容量很轻薄,没什么思维含量。经典很少,即便有也会经过这样那样的删改。”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到了“统编本”教材中没有得到解决。 郭初阳曾尝试让小学三年级学生理解背诵高中课文《春江花月夜》。他发现,“小朋友又聪明,脑瓜也好使,为什么不给他提供优质的东西呢?教材的容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思维流,课堂的思维流。如果课堂是一条河流的话,它的河水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不是干涸的。” “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有六十多人,包括学科专家、教研员、一线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人员和专职编辑等。(视觉中国/图) 4 选文应不应该被改动? 在小学语文界,选文是否应该被改动也是老话常谈、争议不断的话题。相较于初高中语文教材,小学语文课本注释中出现“选作课文时有改动”的频率更高。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统编本”中也存在改动选文的现象。 小学三年级上册课文《花的学校》,作者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译者是郑振铎。这篇课文的改动极微小,如将“润湿”改为“湿润”,“狂欢地跳着舞”改为“跳舞、狂欢”,“散学”改为“放学”,“壁角”改成“墙角”。 小学四年级上册课文《麻雀》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讲述老麻雀应对猎狗保护小麻雀的故事。课文写到“我急忙唤回我的猎狗,带着它走开了”这一句,戛然而止。 而原文中还有一段,“是啊,请不要见笑。我崇敬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崇敬它那爱的冲动。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大。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统编本”《麻雀》选文将这段话完全删去。 陈先云说,编写团队对符合选文标准的原作品进行删减、节录、修改后,编排在教材中用作课文,这是小学语文教材的常规方式。凡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文章,特别是低、中年级教材的选文,一般都要作些改动。《花的学校》是郑振铎1920年代翻译的,译文的语言有时代的烙印。选入教材时,编写组反复揣摩文意,请教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进行修改,使其更加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麻雀》最后一部分删掉,主要是因为这篇课文被编排在四年级上册习作单元。本单元的核心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写一件事,所选文章都要为这一目标服务。而《麻雀》最后一段是作者的议论和感想,并非叙事本身,为了使教学更加聚焦,删去了此段。 据陈先云介绍,改动要经过编写组专家反复研讨。对于能联系上作者的作品,一定与作者商讨,征求作者的同意;对于无法联系上作者的作品,会征求专业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的意见,再作修改。他强调:“编写组所作的修改均遵从不违背作品原意的原则,不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 方卫平表示,选文改动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他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导致语文教材被质疑和诟病。 “一、教材编撰者对原作的改编权常常被放大,甚至被滥用了。二、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教科书编写的‘标准化模式’,一种绝对自信、强固的‘语言纯洁伦理’?这一模式和伦理只求语文教材语言的规整与统一,成为相对安全但是机械、单调的所谓‘教材体’语式。这种‘教材体’语文,常常把文学语言个性化、毛茸茸的鲜活语感删减、驱除殆尽。三、比较随意地修改原文,也是对原作者不够尊重的表现。” 在方卫平看来,像《麻雀》这样的删减是令人遗憾的。“《麻雀》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名篇之一,浓缩了晚年屠格涅夫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我认为《麻雀》结尾处这一小段兼具抒情性、议论性的文字,是作者写作此文时的重要感悟和寄托,也是作品整体叙事抒情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如‘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大’这样的文字,更是具有一种深刻、厚重的思想和情感力量。” 郭初阳曾提出教材选文应遵循三条基本规则:“保持原著的风貌;尽可能全文收录;因篇幅过长不得不节选,则作出标示说明,并简要交代选文前后相关的内容。教材编选者首先持一个文字工作者特有的审慎与严谨,方能使读者(幼年学习者)不至于陷入断章取义、郢书燕说的歧途。” 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课文《去年的树》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诗歌作品。郭初阳很喜欢译本中的一句“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儿给灯火听。火苗轻轻地摇晃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但课文中改成“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唱完歌儿,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飞走了。” 在他看来,原文中最精髓的部分是“火苗轻轻地摇晃着,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统编本”却呈现了鸟唱歌,火苗没有任何反应,唱完以后鸟就飞走了的感觉。 “语文学习的生态链中,教科书是重要的一环。但有比教科书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良好的语文环境。全民阅读的风尚、优质丰饶的书籍、能力立意的评价、开放发展的课程……都影响着语文教育。唯有上上下下回到人的言语发展本身,以更加开发包容的姿态,多一些引导、多一些促进,良好的语文生态,才能重建!”张祖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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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女教师坠亡夜:丈夫说妻子主动松手,没摄像头拍到最后11分钟 –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文章

全文共3556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她从栏杆上松手时,我用手拉住她,但十几秒后她主动松手坠落。”陈某某表示,在这11分钟里,两人在楼道中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发前一周,何洋在姑姑家做客,感叹道“今天终于把饭吃饱了”。姑姑一问,才得知平日里两人都是分开点外卖。何洋自觉委屈,在姑姑家大哭了一场。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任碧玥 责任编辑 | 何海宁 “她从栏杆上松手时,我用手拉住她,但十几秒后她主动松手坠落。”2019年11月5日,作为巴中坠亡女教师事件的关键人物,丈夫陈某某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是陈述。 两个多月前,8月28日凌晨1点40分,四川省巴中市,26岁女教师何洋从自家小区14楼坠亡,坠楼前曾与丈夫陈某某发生肢体冲突。近日,这起悲剧引发媒体轮番聚焦,从陈某某的家暴嫌疑,到当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报,再到陈某某的八千字长文回复,都引来全国舆论的争论与质疑。 一场家庭悲剧已演变成为一宗公共事件,在互联网几乎一边倒的道德拷问之余,案件本身仍存不少疑点。 1 反扣的手印 缺席的脚印 案发现场的地面上,落着树叶和头发,树叶来自楼道里摆放的盆栽榕树,头发经鉴定,来自何洋。 案发是在凌晨。在前晚,何洋与丈夫分别与朋友聚餐。聚餐结束时,何洋告诉身旁朋友,陈某某还要她过去他们那边的饭局,何的情绪显得不太高兴。 据当晚在陈某某饭局上的人士介绍,两人在饭局上就发生了争吵,起因是陈某某让何洋把宠物狗牵回家喂食,而何洋对此不满。 陈某某喜欢狗,而何洋并不喜欢,宠物狗经常成为两人吵架的导火索。 查看过监控录像的何洋父亲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两人进入小区后的监控画面:这对夫妻进入单元楼电梯后,两人吵了起来。当到达他们所住的14楼时,何洋想出电梯,陈某某拦住了,何洋拉扯丈夫的手臂试图出去,但在撕扯中磕掉了补过的门牙,口腔中的血溅了出来,二人随即在电梯里厮打起来。 电梯门关闭后,上行至20层再度打开,宠物狗冲出电梯,夫妻俩也走出电梯,趁陈某某去追狗的间隙,何洋搭乘另一部电梯下楼并进入家门。 警方在取证中发现,何洋回家后,在卫生间洗漱,随后出门等电梯准备离开。 当下行的电梯门打开时,何洋和从20楼下来的陈某某再度狭路相逢,何洋没能登上电梯,电梯门缓缓关上,监控录像也由此中断。 11分钟后,何洋坠楼身亡,没有摄像头记录下她生前最后这11分钟。 陈某某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这11分钟里,两人在楼道中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情绪都比较激动,一直在吵架,何洋坐在窗边的墙角下,不停地用脚去蹬一旁的盆栽,还用手扯自己的头发。”陈某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发现场的窗户中间有一道黑色栏杆,栏杆距离地面1.15米,何洋身高1.55米。 何洋父亲向南方周末记者转述办案警官的现场发现,称警方在栏杆上发现了两个反扣的何洋手印,即当时何洋身体可能已在窗外,窗户内下方垂直的墙壁上有一片何洋的脚印,但水平的窗台上没有发现脚印。 反扣的手印、缺席的脚印,这均是何父的质疑点。据陈某某陈述,何洋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在他俯身去捡的间隙,何洋突然踩着花盆翻出了窗子,当他反应过来时,何洋整个身体已经悬在窗外,双手反握着栏杆,“翻窗的过程只有十秒钟左右”。 “她开始抓着栏杆,我过去拉住了她的手,但是那个栏杆很高,抵着胸,根本使不上劲。再加上当时手上有汗,根本拉不起来,可能就是几秒或者是十秒,她主动松脱我的手就掉了下去。”陈某某如是回忆坠楼前的关键细节。 11月4日,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发布通报,称何洋系自杀,排除刑事案件。南方周末记者联系该分局采访,11月5日上午,巴州区分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局还在研究,稍后将发布进一步通报,截至发稿前,该局尚未发布通报。 11月5日傍晚,陈某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对何洋进行家暴,也没有怂恿她跳楼。在舆情发酵后,警方对其进行了测谎,测谎结果显示他并没有说谎。 不过,何洋父亲表示不接受警方处理结果,将继续向上级机关讨说法。 2 新婚夫妻 在周围同事眼中,开朗的何洋看起来婚姻幸福美满,“夫妻都是音乐老师,应该也比较有共同语言”。 2017年春季学期,陈某某作为外聘教师来到何洋所在的学校开展器乐授课,何洋作为本校音乐教师协助授课,二人由此认识并恋爱。 彼时,何洋母亲去世不久,她没有将恋情告诉父亲,只告知了几个密友,还请她们帮忙保密。 直至2018年初,何洋才将陈某某介绍给家人。尽管父亲对陈某某并不满意,但何洋仍坚持在2018年4月和陈某某登记结婚,婚后两人和陈某某父母住在一起,直至2019年5月搬入新房。 在搬家前后,两人矛盾越来越多。3月3日,陈某某在尚未搬入的新家中招待朋友,按照陈某某的说法,当晚他和何洋都有些醉了,在相互搀扶的过程中,何洋摔倒在地并磕断了门牙。 事后,何洋戴上口罩去上班,并跟同事咨询补牙事宜。“她当时跟我说是自己摔伤的,她摘下口罩,我看到她整个下巴都是淤青,但没有皮外伤。”何洋一位同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闺蜜何一文是何洋最亲密的倾诉对象,何一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何洋跟她也说是自己在楼梯上摔断了门牙。 何一文第一次听何洋倾诉“被打”是在6月24日。在聊天记录中,何洋发了4张自己受伤的图片,脖子和大腿上出现多处淤青和抓痕,并称在前一天因养狗的事与陈某某发生了冲突。 何洋在聊天语音中说,当她威胁跳楼的时候,陈某某拿出手机怂恿说“你跳呀,我给你录下来”,随后又说,陈某某将她从窗户上拉下来后按在地上,并用力推她撞向房间里的桌子。 陈某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6月23日的这次冲突确有其事,也的确说了“你跳呀”这类的话,但当时已经将何洋拉了回来,是在气氛缓和时说的玩笑话。 11月4日的警方通报称:“网络转载何某的伤痕照片,系何某于2019年6月23日在家欲跳楼时,陈某某阻拦拉扯所致,当时陈某某腿部、手部亦有伤痕。” 何洋父亲最早是在8月中旬察觉到异常。 其父称,中元节前一周,何洋打电话跟她奶奶说,她和陈某某会一起回来给她母亲烧纸。但最终只有何洋一人回来,而且看上去情绪低落。父亲问她,是不是跟丈夫闹别扭了,但她说没有。 平时何洋住在市区,父亲则住在老家农村,父女二人交流和走动都不频繁。 事发前一周,住在市区的姑姑请何洋到家里做客。席间,何洋感叹了一句“今天终于把饭吃饱了”。姑姑一问,才得知夫妻俩起了矛盾,平日里两人都是分开点外卖。何洋自觉委屈,在姑姑家大哭了一场。 不过,何洋的这些心绪波动从未在同事间显露。直至8月23日,她在当天的考编面试中失利,一些关系亲密的同事试探着请她出来散心,当晚何洋跟同事们大倒苦水,倾诉了和丈夫的矛盾,“她说考编前一天还跟丈夫大吵了一架,但大多是生活琐事,没有提及丈夫打她”。 8月27日晚间,何洋做东,请同一个教研室的前辈吃饭,还叫了好些同事作陪。“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何洋也说她从考编失败的沮丧中走出来了。”一位当晚作陪的同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然而令同事们震惊的是,第二天凌晨即发生了悲剧。 11月5日深夜,陈某某给数家媒体发送了一份八千余字的公开回应,详细回忆了案发前后的细节,并坚称自己不存在家暴行为,此外声明还提到妻子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特别是喝酒后”。 3 家暴如何认定 这场悲剧已变成一出“连续剧”,在舆论轮番关注之中,“家暴”是最频繁的质疑声。 近日,何洋与闺蜜的聊天记录成为再度引燃“家暴”舆情的导火索,其中包括其控诉丈夫“把我按在地上,踩我头发、掐我脖子”的聊天语音。 陈某某在回应中表示:“6月23日晚间,何洋在争执中突然从沙发上爬到客厅窗户上,一只脚都伸出去了,我赶紧去拉她,很用力地把她按住,可能就是这时按住了她的头发,用力我不否认”。但他认为这并不能称为“家暴”。 因为家庭暴力有隐蔽性,最高法编写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特别指出: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系被告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也就是说,被告虽否认侵害由其所为但无反证的,可以推定被告为加害人,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魏素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某某在坠楼事件中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很被动,因此他需要大量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 陈某某表示,案发后他分别在派出所和刑侦接受了24小时的询问,警方恢复了其全部的微信聊天记录。“警方主要是根据我和何洋当时的聊天记录,认定网传的受伤图片是6月23日陈某某阻止何洋跳楼所致。”陈某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魏素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施暴者殴打导致的受伤比较容易认定,可经过司法鉴定受伤程度以对应不同的量刑。但家暴引发的精神失常、跳楼自杀的认定就会更加复杂,死者家属可以进行刑事自诉。 在证据收集方面,由于家暴涉及的人员往往很有限,除非在争吵推搡过程中制造出很大的声音引起邻居的注意,或和朋友聊天倾诉,否则鲜有证人可供作证。 魏素琼提示,家暴受害者在遭遇家暴时应及时报警,报警记录和回执是认定家暴事实的关键证据。此外,还应收集好施暴者自认、施暴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受暴者受伤图片、医院病历及后续治疗记录等重要证据。 (应受访者请求,何一文系化名) 其他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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