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出路吗?三次落榜,她花了6年跟拍3个家庭寻找答案 – 凤凰WEEKLY微信公众号文章





“有时候,人与人的差别比人与猪还大。”

这是史铁生的话。他的意思是,人和猪的差别总是恒定的,人和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的,从外在到心灵。

在小说《北京折叠》里,不同的阶层之间互相无法联系。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只能在不同的时间出来活动,因而在空间上永远无法相逢。

那么,现实世界呢?

阶层相关的话题也总是能点燃人们讨论的热情。

一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上学都需要走十几里盘山公路;

一个湖北咸宁的高中男生,为了上大学决定第三次参加高考;

一个向往自由的北京都市女孩,高中选择了主动退学,一边开咖啡厅一边追求自己的留学梦。

如果不是导演郑琼的镜头,这三个孩子的人生永远不会发生交集。

这就是纪录片《出·路》。导演跟拍了3个年轻人6年,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6年里,3个主角在镜头前长大成人。

阶层,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出路?

高考能改变人的命运吗?

现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这些是导演在拍摄时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现实的世界没有“变形计”
导演说,最初剪辑的时候,马百娟的章节是最令人快乐的。她生活里的一切就像山泉一样自然。
故事从2009年开始。这一年,11岁的马百娟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读二年级。
教室是一个低矮的平房,教室门口是一大片荒地,风吹过的时候会扬起一层沙土。
学校只有一位校长,一名老师,两人分别教一年级和二年级。
也只有5个学生,马百娟是5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
马百娟的父亲60岁了,母亲患有智力障碍,政府帮建了房子以后,他们才从破旧的窑洞里搬出来。
马百娟的大哥14岁就外出打工赚钱,父亲觉得:“上学也是打工,不上学也是打工,那为什么要上学?”
校长几番上门劝说,马百娟10岁时,终于第一次踏进校门。

即使不擅长读书,进入学校的马百娟也很高兴。
早晨独自起床,倒一碗开水,掰点冷馍泡进去,呼啦啦喝完,就是一顿早餐。吃完以后背着小书包,穿着不合身的桃红色外套,走路去上学。
走远远的山路去买学习用品,一盒自动笔铅笔芯,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马百娟回家的脚步都是雀跃的,笑的像一朵山间的野花。

就在同一年,19岁的徐佳为了父亲的遗愿在准备第三次高考。
徐佳是农民工二代,父母都曾在广州打工,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
同样坚信“读书改变命运”的徐佳想给父亲一个交代——他梦想着拿到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摆在父亲的坟前。
2007年,第一次高考,497分;
2008年,第二次高考,497分。
徐佳头晕目眩,感觉命运在玩弄自己,甚至一度想到轻生。
他决定再次复读。因为爸爸临死前说,“爬都要爬上大学”!
为了儿子的高考,徐佳妈妈在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只有一个房间,徐佳和弟弟睡一张床,妈妈住另一角。
这一年高考,徐佳考上了二本,最终被湖北工业大学录取,这个成绩,他终于可以给死去的父亲和辛劳的母亲一个交代。

就在徐佳筹备高考的时候,17岁的北京姑娘,袁晗寒从美院附中辍学回家了。
连续两年功课不及格、留级,袁晗寒眼看要被学校开除,妈妈便找了一个借口,为她办理了休学。
休学在家,无聊是袁晗寒最大的敌人:“这种状态持续上几年,就足以把人逼疯了。”
在南锣鼓巷闲逛时,袁晗寒看到一家小门面正在招租,2万一年。她想开个咖啡馆。
第二天,袁晗寒就拿着妈妈给的钱租下了这个门面。
她终于不无聊了。
导演问袁晗寒的妈妈,为什么这么爽快就给了她钱?袁晗寒妈妈说:如果她不休学,继续上课,也得要学费,这两万块,就当成学费好了。
袁晗寒煞有介事的筹备了一番,采购、装修、手绘……结果,咖啡馆开业不到一个月就关了。

退学后,马百娟到处找工作,菜市场、餐馆……一无所获。
她又跟着拍摄组回酒店,想在酒店找一份工作。
她问前台:“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前台的姑娘说:“一千块。”
马百娟倒吸了一口气,羡慕又期待。
最终马百娟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酒店经理对她说:“你目前的状况,可能洗碗都没人要。”
这个结果让马百娟自卑又挫败,她坐在家门口的桥头上望着远方,愣会儿,又用力摇摇头,似乎将一些念头甩出脑外。
马百娟找不到出路。她只能终日跟同龄人在院子里晒太阳、闲聊。
院子里,比她大不了两岁的嫂子们,正在比较谁的孕肚更大。

这一年,20岁的袁晗寒去了德国。休学的时间里,她申请到了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也是德国最好的艺术学院。
但完成学业并不是她的目标。
准确来说,袁晗寒不像徐佳一样,在每一段都有很清晰的任务要完成。
她在不断探索生活的边界,她不想固定呆在一个地方,希望能“满世界瞎转悠”。
她不喜欢德国,因为德国已经发展完了,“好无聊的,我要去那养老吗?”

假期有三个月,袁晗寒回国,在北京呆着没意思,又跑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总比傻玩儿要有意思一些。”
美术馆的同事问她将来打算干什么。
袁晗晗说:“没有什么打算,就想看看大家都怎么玩儿的,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生活在袁晗寒这里,就像她的语气一样,漫不经心,“玩”着就过了。

2015年,纪录片进入尾声,导演郑琼想再看看大家现在的生活状态。
但马百娟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012年最后一次拍摄时,马百娟的父亲发现拍摄组不是他以为的“共产党的人”,大发雷霆,要求摄制组给两万元才能继续拍摄。双方不欢而散。
郑琼通过旁人了解到,2014年5月,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自己的表哥,现在在大哥工作的陶瓷厂干活。
而徐佳,找到了马百娟羡慕的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2015年时,工资涨到了5000。他在老家重新装修了房子,给妈妈开了一个小卖店。为了给女朋友一个交代,他结婚了。
2015年年初,袁晗寒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这次是又一次任性的试错,还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没有人知道,也许他们也并不在意。

出生决定未来?
纪录片到2015年就结束了,故事并没有结局。
但结局也许从他们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写好。
那些他们无法改变的出生地、父母、家庭资源……就是故事的注脚。
马百娟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是50元;
袁晗寒一次耗时2个月的试错,成本是2万元。
马百娟写:“我家的面不够吃。”
袁晗寒说:“不会有人被饿死,只有你不想被饿死。”
徐佳为了父亲遗愿奋战第三次高考;
袁晗寒觉得没意思,从美院附中辍学。
徐佳为薪资待遇发愁;
袁晗寒只需要思考工作的趣味和生活的意义。
……

出生,为什么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也许和父母的观念有关:
袁晗寒的母亲永远觉得袁晗寒是一个“天才少女”,她支持袁晗寒的所有想法、每一次尝试。
辍学那年,袁晗寒在咖啡馆关闭后,又去了一家性用品商店做销售,工资400一个月。
妈妈觉得很好,因为袁晗寒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能帮助到别人。
徐佳的父母是第一代走出去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以后,他们意识到学历的重要。
“就比方说打工,一个上了高中的,一个上了小学的,人家肯定会选择有文凭一点的。”这是徐佳妈妈对学历最完整、最朴素的认知。
而马百娟的父亲,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他觉得“上学也是打工,不上学也一样打工”。
他说:“以后女娃娃就是找对象,靠女婿,就是这么个出路,再没有别的出路。”
也许和家庭条件有关:
袁晗寒从小衣食无忧,才能不计报酬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实习;家里能负担留学费用,她才能轻易的放弃美院附中的学习机会,休学回家;
徐佳不用考虑吃穿生计,才能复读三年,最终考上二本学校,为求职铺出一条稍稍好走一些的路;
马百娟最大的梦想就是1000块钱一个月,这已经是她见过最好的人生了,能给家里买永远不够吃的面,还有油。如果学习的回报不是立竿见影的,那就不如放弃学业,早早开始挣钱。
也许和资源有关:
袁晗寒能看到生活有很多种可能,面对无数的选项,她只需挑选自己愿意走的、有意思的路就好;
徐佳只有两个选择,考上大学找一份高薪工作,或者落榜和父母一样打工。因此他只能削尖脑袋,扎进书本,硬是闯通了高考这条小道;
而马百娟,她面前根本没有选择。
如果生命是一场游戏,那么游戏的难度,早已在出生的那一刻定好。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相比马百娟,徐佳也许已经算是幸福和成功的。
但采访的时候,导演郑琼花了很长的时间问徐佳: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没有答案——他找不到答案。
考上大学,是为了父亲;找到工作,是为了母亲;结婚,是为了给女友一个交代。
他的人生里,没有“自我”两个字,好像一辈子都是为了别人而活。

袁晗寒不一样。她能随口说出歌德和席勒的关系,能跟妈妈视频时讨论英国的流行歌手埃尔顿约翰,她有大把的精力和充足的资源去探索、思考生命的价值。
不过导演也问过袁晗寒妈妈:如果你们生活在二三线的小城市,袁晗寒要退学,你还会同意吗?
她妈妈说:那我死也要让她死在学校里。
获利者比谁都清楚,自己的成功有大程度是依赖所拥有的资源。
鸡汤告诉我们,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然而,有太多的因素,都比个人努力影响大:所在的城市、所处的阶层、所拥有的资源……
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相在于,它从来都不是公平的。
交流会上,有观众对郑琼说:
“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就生在罗马;
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
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

第四种人生
如果世界总是不公平的,那努力的意义在哪里?
也许导演郑琼的故事是最好的注解。
郑琼的前半生是徐佳。
她出生于小镇,也曾经3次参加高考。但她没有徐佳的幸运,最终还是落榜了。
之后,她辗转做过工人,北漂学过外语,又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的创建者之一。
后半生,她又是袁晗寒。
在公司方兴未艾之际,郑琼写了8页的辞职信,跑到外地去专门观鸟。像袁晗寒一样,她任性地放弃了别人渴求不来的机会。
四十多岁时,又忽然开始拍纪录片。她拍出了一种平行时空的感觉——“徐佳们看不到袁晗寒们的生活,正如袁晗寒从未想过居然马百娟饭都吃不饱”。
三个年轻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这样并列的设计,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然而,郑琼最想探讨的,并不是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有一些人看完纪录片,对马百娟的生活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气氛。为什么她不去努力改变自己现状?
可是,阶层的差异难道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上吗?我们大多数人,可以说都是徐佳,等徐佳的孩子长大了,他也能像袁晓晗一样洒脱吗?
几率很小,出生的阶层不仅影响一个人成功的概率,同样也会塑造一个人的气质、性格与观念。但也不是全无可能,导演郑琼自己,也是从一名普通的小镇青年,到知名集团创建人。
郑琼曾经剪辑过袁晗寒的作品和生活给徐佳看。
这个少年沉默了会儿,说: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该改变这个现状。
或许,努力最朴素的的意义在于——
当改变的机遇来临时,我们能够牢牢抓住。
就像史铁生讲过的另一句话:“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每一个看完这部纪录片的人,都会思考,出路到底是什么?
世界上的成功不止一种。
有很多的普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或者阶层。
他们或许是徐佳,丢掉了自己,却照顾好了一家人;
他们或许是马百娟,自己的梦想被折断,却依旧努力生活。
那也是属于平凡人的出路。
整部纪录片中,导演不曾批判某一种生活方式,也没有鼓吹哪一种成功。
属于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面对这个问题,导演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答案。
“对于世人而言,唯一的出路,是打破成功学、社会、权利文化给你的枷锁。”

永远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给自己的人生下定义。为自己而活,活出意义,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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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看完这部纪录片,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答案。


作者丨闫如意 编辑丨花木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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